山越|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八 ) |谢湜|胡成|陈子昂|王笛|马第伯

在他之后的清代金石学名家黄易，则将自己在嵩洛之间访碑的经历，绘成《嵩洛访碑图》，淡淡数笔墨痕，勾勒出两三个米粒大小的人物，站在一方古碑前，细细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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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易：《嵩洛访碑图》册页之《晋碑》
尽管《嵩洛访碑图》与《读碑窠石图》精细的笔法迥然不同，但人在面对碑石上镌刻的古老历史时那种冷逸苍凉之气，却是古今同一。他的《嵩洛访碑日记》，笔法犹如当年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般，精准、充实、真实而毫不夸张：
“九月初七日，至郑州开元寺，殿圮重葺，小构仅蔽风雨。存两石佛：一天授二年，侯文衍造弥勒像；一开元八年，王元度造蒲台像。殿后尊胜经幢，中和五年僧祖愿书经，篆额天成二年重修。幢上层四面镂佛，边栏复刻书画，题字有：天福五年僧敬璋及上柱国杨璋等名。秋阳曝纸，施拓殊艰，寺旁东里书院学徒，见猎心喜，闲来按纸助力，俄顷拓全。 ”
文士探访碑铭古迹的好奇心与增长识见的求知欲交叠在一起，他们相信真知是通过对世界的观察才能最终获取的。一如玄奘与法显求取真经而踏上旅途，他们也为求取真知而跋山涉水。只是比起两位僧人旅行家，他们更愿意自称是司马迁的门徒。宋代享誉天下的文士苏辙就如此自勉：“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俊交游，故其文舒荡，颇有奇气……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 ”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也写道：“古人观名山大川，以广其志意，而成其德，方谓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历山川有以增发之也。 ”明末学者顾炎武也赞赏司马迁：“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几也。 ”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几乎可以说是对司马迁《史记·食货志》的致敬之作。
虽然法显与玄奘两人被排斥在这一系谱之外，但回归太史公司马迁的史笔，倒也算是返璞归真。因为法显与玄奘自己，同样也是太史公的门徒，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赞中，笔受玄奘口述的弟子辩机，特别称道司马迁“昔司马子长，良史之才也” ，《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述的列国，正是对司马迁《朝鲜列传》《货殖列传》真诚的模仿。
旅行使自己增长见识，磨砺笔锋，用史笔来记述所见所闻，让自己抛弃浮华文辞，归于质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辞藻见长的旅行文学会退出历史舞台，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多并非竞争或是一较高下，而是并行不悖。在不同的领域各擅其长。不同的作者可以因己所长，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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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像，画像中的徐霞客总是一副长衣广袖的儒士装扮，但如果他旅行时穿着这样的衣服，是无法跋山涉水的。
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可以说是兼古今文史之长的典范之作。这位明末的旅行家的游记被赞为“其笔意似子厚（柳宗元），其叙事类龙门（司马迁）” ，不妨随意翻看他的《粤西游日记》描写自己探索武州百感岩岩洞的一则，便可知这一赞誉所言非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