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礼俗之间：“古不墓祭”研究反思( 四 ) |祭祀|文献

首先来看墓葬封土，根据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商周时期的封土少有发现，真正的封土墓流行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 [注]有的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墓的大量发现是先秦时期已有墓祭的直接证据，相对于之前的“不封不树” ，墓葬封土为墓葬提供了辨识度，让墓祭成为可能。笔者以为，封土的出现与墓祭并无直接关系。首先，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发现的房屋类墓地建筑都是直接建于墓道口而并未筑于封土之上，如若此时的墓地建筑是用于墓祭活动，那么墓祭活动则与封土无关。
其次再来看下在《礼记》中关于孔子修墓的记载。 “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殡(母)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郰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注]“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 ’于是封之，崇四尺。 ”[注]孔子说的很明确，他为父母坟墓进行封土的原因是因为社会动乱，自己长期在外为了方便回来寻找。而在建墓期间， “防墓崩”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注]由此也可知，至少孔子时代，墓葬封土并未成俗，也没有后世流行的墓祭行为，因此他才找不到其父的葬处。而他为父母墓葬封土的直接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祭祀，而是为了必要时得以辨识。我们更多地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高大封土并不能成为当时已经有墓祭活动的直接证据，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如此崇尚修筑高大陵丘的原因，一方面高大陵丘可能是“战国列强借以夸耀和标榜自己权势的一种纪念碑式建筑。 ”[注]另一方面正如杨宽先生所指出的，应该考虑墓地营建制度与等级制度的演变和新兴的地主阶级阶层所带来的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注]
目前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房屋类墓地建筑并不多，郭明先生曾进行过系统整理，他认为明显分为两个时段，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以前的墓地建筑数量较少，基本都较为简陋，也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异，且具有强烈的不均衡性和偶然性，并认为“西周无墓上建筑之俗。 ”[注]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均衡，无论是将其性质定义为祭祀的“享堂”还是供应饮食起居的“寝”都需要对此做出回应。不能排除它们是与两种行为都无关的临时性建筑。因此从整体看来，这些建筑很难直接与墓祭之俗相挂钩。东周以前的墓地建筑并不能称之为墓祭建筑，也难以证明此时已有墓祭之俗。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在一些高等级贵族墓的墓上发现了一些建筑， “春秋时期仅见于陕西雍城秦公陵园，其他地区尚未发现。 ”“就目前所知，墓上建筑乃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含中山)的特征，其他地区则不然。 ”[注]对于这些墓地建筑的性质，我们把它们和两汉时期的墓祭建筑形式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是有较大差别的。目前发现的汉代墓地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高等级贵族墓地的位于墓葬一侧的规模宏大的陵寝类建筑，一类是属于社会中下层(中小型墓葬)的位于墓前的祠堂类建筑。 [注]这两种建筑无论哪一种都与先秦时期所见位于墓穴上方的建筑不同。如此一来，它们的性质和作用则与汉代墓祭建筑有所不同。对于它们的性质，杨宽先生曾利用基诺族的族人死后在墓室上方搭建小竹房每日上食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拆除的民族学材料[注]证明先秦时期墓上建筑是用于照顾墓主生活起居的寝，结合秦始皇迁寝于墓侧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墓上建筑是寝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墓穴上方的墓地建筑是蔡邕所言的“古寝” ，它的性质和作用蔡邕说得很明白，并非祭祀所用。此外，从民俗学材料来看，直到现代社会，不墓祭的行为仍然存在，例如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的部分农村地区，村民无论是在清明还是春节都是不墓祭的，春节期间的祭祀在“家庙”中进行，上面供奉的是祖先牌位。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