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礼俗之间：“古不墓祭”研究反思( 五 ) |祭祀|文献

四、余论
综合来看，蔡邕所说的“墓祭”应当是具有固定时间和形式，在墓地对“鬼神所在”的墓葬本身进行直接祭祀的活动。在以往的研究中， “古不墓祭”的反对者往往抓住的是个例材料，并没有从社会层面考虑。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无法证实先秦时期已经有成俗的墓祭活动。另外，对于一些临时性的祭祀活动，例如在下葬过程中的一些祭奠，按《礼记·祭统》载：“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 ”[注]“丧”和“祭”是两种不同的礼仪过程，这种在下葬过程中进行的一次性的祭奠行为，应该是从属于“葬”的礼仪环节，与葬毕之后的祭祀有着本质区别。考古发现的先秦时期的墓地殉牲祭祀坑等遗迹，多具有一次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因而与两汉时期所流行的墓祭行为有着很大区别。
《礼记》载：“君去其国，止之约：‘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注]从中可知，庙和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有不同的地位，因而墓地祭祀的起源更多可能是从下层社会兴起的。到了两汉时期，陵墓地位也是慢慢提高的，而且不断受到非议。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和高园便殿火灾，董仲舒上书说“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 ”[注]《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还至羨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上即还。 ”[注]从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统治阶层的礼制中还是很重视宗庙的地位。对于东汉上陵礼的改革，杨宽先生已经敏锐地指出，这与东汉皇帝和很多大臣都是地方豪强出身有很大的关系。 [注]“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 ”[注]上陵之礼是受到民间墓祭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显然这是一个由下到上，由俗到礼的过程。由此反观少部分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高大坟丘与墓上建筑也应与墓祭活动无关。
“古不墓祭”之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场争论的焦点由于没有一个很好的限定，使得很多论述无的放矢。以往学者对于先秦墓地建筑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先秦本身，上文则通过对性质明确的两汉时期的墓祭建筑进行对比，从而明了先秦时期的墓地建筑并未成俗，其形式与两汉所流行的墓祭建筑也有较大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反映了不同学者在处理不同材料时的不同心态， “古有墓祭”的支持者往往更多的是依靠考古材料。从考古材料出发，我们能解读的信息有限，先秦时期有墓上建筑的存在可以推测当时有一定的墓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一定是和两汉流行的墓地祭祀活动一致。相反，前文已经提到，从文献来看，到西汉初期，民间就出现了墓地祭祀，但目前为止却尚未发现中小型墓的墓地祭祀遗迹。因此，墓地建筑与墓地祭祀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而“古无墓祭”的支持者则往往更多从文献出发，文献中可以看到西汉时期民间墓祭就已经成俗，但是在礼制方面直到汉明帝上陵礼的实行才真正取得了一席之地，而且还常受到固守古礼的大臣非议。
考古材料是客观存在的，因而从考古材料出发证“有”比证“无”要更直接。但通过考古发现对文献记载进行修订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特别是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行为的墓祭，它所存留的物质遗存可能有限。用考古材料做礼制研究最大的局限性在于我们见到的只是一系列行为的最终结果的一部分残余，想要还原它的过程确实很难。 “礼仪遗存有其形成的复杂性、解读的多样性与认识的局限性。考古学家不仅应努力地探讨古代礼仪遗存，也应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阶段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纰漏。 ”[注]文献记载虽能自成体系，但很多问题的记叙往往模糊不清或者所叙有限，考古材料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我们要重视考古材料，但不能贸然将考古新发现的与文献记载有所差异的材料与文献对立，针对不同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我们所面对的材料。 “考古学家绝不应该将文献证据弃之不用，同样，历史学家不能全信文献的可靠性。正如考古解释要根据新发现不断地修正，历史学家也不应该采取一个永远不变的态度。 ”[注]如何处理好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关系将决定我们对古代礼制研究的水平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