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生前最后访谈，他向读者说：谢谢！( 八 ) |卫毅|杨斌|李泽厚|哲学|博尔德

人物周刊：十年前您也说，早知道当时在大学这么受欢迎，就应该多去。您觉得去得少了？
李泽厚：我是自我感觉并不良好的人，文章已经都写过了，老重复不大愿意。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讲的。很多讲演邀请我都拒绝了。我不像很多人到处讲演。当然，我完全不反对别人到处讲演。
人物周刊：2014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开了一个伦理学研讨班，又是什么样的契机？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又到大学里去了？
李泽厚：华东师大的书记童世骏先生是很好的学者，他来邀请。特别是杨国荣教授，几次要我去讲，我答应了四次，一直没去。 2014年，第一次讲的时候，我说我是来还债的，因为我答应人家了，我说答应了四次，我就讲四次。
对我来说，那次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我提出的伦理学整体轮廓（三要点）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我提出问题，让同学回答，然后再发表意见。他们整理出来了一本《什么是道德？》。我的习惯是，别人的话我是一句都不改，我只改我自己讲的。这是我遵循的对话原则，包括《浮生论学》《告别革命》及其他对话。
人物周刊：您还喜欢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
李泽厚：对，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资料来仔细论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并且以孔孟、柏拉图、朱熹、王阳明作例。
我多次讲过，哲学只是“制造概念，提出视角以省察一切” ，属于不同于知识（有客观确定性）和信仰（有主观确定性）的意见（这是康德的说法，我赞成的），而非知识、认识、科学。但并无妨深刻尖锐，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问题，不必那么繁琐。说来说去弄得人不知到底说了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风。
我去年出的《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是自问自答体，这是我对伦理学的一个简短总结。 “新说”是指西方没有，中国也没有的。我把“伦理”和“道德”两个词严格区分。西方有区分，但没有我这样分的，我分得很严格。西方恐怕以后才能接受，现在很难接受。这本小书对我的伦理学三个要点作了扼要阐述，我主要是讲整个伦理学的哲学构架形式，并未落实到伦理学所讲的内容中去。伦理学包括了政治哲学、各种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等等，庞大无边，因之先确定整个形式结构是重要的，它们是研讨这庞大无边的伦理学的前提。
我的伦理学主要是说明，人的道德，从个体来说是教育，教育是广义的，不只是学校教育，你所在的环境就是教育，包括家庭、社会、风俗习惯，这都是教育。印度人用手吃饭，又用手擦大便。在争论清洁问题时，有个印度人跟我辩论， “你们中国人用筷子就很不干净，你夹的菜有我的口水，我夹的菜也有你的口水，那很不干净嘛” ，我也没法说。有些习俗，就转变为外在伦理和内在道德。中国搞儒学的大讲“孝” ，先验的“孝” 。说“孝”是一种先验的“本性” ，抽象玄奥得很，但实际上“孝”是具体的，以前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现在还这样吗？以前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一定要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妇女更没有选择丈夫的权利。 1949年之前，在偏远农村，两个人通奸，就得装猪笼里淹死，叫“沉塘” 。现在自由恋爱是道德的，反对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哪个是先验的呢，讲不清楚了。 “孝”也是这样，第一个太太生不出儿子，必须纳妾，这才是“孝” 。是“先验”吗？“孝”是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和心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