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生前最后访谈，他向读者说：谢谢！( 九 ) |卫毅|杨斌|李泽厚|哲学|博尔德

人物周刊：您好像一直不怕得罪人？
李泽厚：我在学术上从不考虑是否得罪人的问题。我以为，学术异同也不应伤害私人关系， “文革”中，我不还带酒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做客嘛。我的几个好朋友，许多观点我就明确反对过。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打过笔战，但仍然是好朋友。
人物周刊：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参加跟上一辈人的美学论争，那时候完全没什么顾忌么？
李泽厚：我没任何顾忌。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老实讲，主要靠自学，我读了一些书以后，我对自己有多少分量，心里头有个掂估。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你已成人了，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去思考。我总是自己到书本里找答案。其实也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应该问，但是我这方面很欠缺，所以吃亏不少。我这个人不大愿意跟人交往，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人物周刊：从小就这样吗？
李泽厚：从几岁的时候就这样。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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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全家福，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李泽厚说：假使能回到那时，该多好
人物周刊：金庸去世的时候，您写过纪念文章，提到他曾经要给您六千美金，您没有接受，但也没告诉任何人，只一同去金庸处的一个人知道。这篇文章在金庸逝世时引起很大的议论。
李泽厚：我去美国即任教，收入不菲，中国一般所谓去外国“讲学”大都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 ，不必讲课，我当时与外国教授一样必须正式授课，要开三门课，是“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二者待遇相差甚远。以后陆续受聘，从未失业，生活一直优裕。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金，没用完，退回六千美金给他。他就要把这六千美金给我，这更像施舍嘛。我在香港开会，让我上门去拿，我当然拒绝了，拒绝得很坚决。当时我还寄三千美金给我妹妹呢，我要你这六千块干嘛。我不想为了这六千块而背负上人情债。我坚决不要他的钱。金庸大吃一惊，走的时候，他送我出门外很远。我们都是很客气的，两人都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说了，谢谢他的好意。我对金庸也一直没有什么意见。我照样参加他的活动，他请我吃饭，我照样去，也仍然谈笑风生，他在安徽还夸奖过我的著作。我们二人并未因此有所疏远，当然本来也不亲近。我以为对我们两人都是小事一桩。
那是90年代，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六千美金可以在中国买房，我笑笑而已。后来他们要把写金庸的文章收入纪念集里面，问我的意见。我说，一个字不改。问了两次，我都这样说。没什么好改的。他身边的很多人都说，金庸对钱特别看得重，斤斤计较。这也不算什么大过，他就是看重钱，这不算什么大缺点。他也不是一毛不拔，他知道好些人说他吝啬，他也不大在乎。
关于金庸这篇文章，本来我是不想写的，朋友再三让我写，但除了赞扬外，我没什么具体事情，就顺便讲了。文章登出来后，很多人骂我。老实讲，我这个人的确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中国有句老话——“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 ”批判会上不能讲人优点，缺点不应该在追悼会上讲。我不大注意这些，违背了大家的礼仪习惯，所以挨骂也就“活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