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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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纪霖
▲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新青年》启蒙知识人的天下，然而，也有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物。在前期，主要是晚清最早的启蒙者“旧派中的新派” ，而在后期，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新古典主义者，以学衡派知识人最为典型。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 。他们与清末民初的“旧派中的新派”是不同的。所谓“旧派中的新派” ，指的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杜亚泉等，这些在晚清领时代风骚的启蒙先行者，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罗家伦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你说他新么，他却实在不配” 。而学衡派与这些“旧派中的新派”不同，他们在美国名校受到系统的、良好的学术训练，知识系统是新的、西方的，然而他们的关怀却以守护中国文化本位为己职，与同样是留美归来的胡适这些启蒙知识人为敌。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衡派与启蒙派的论战，是新派知识人的内部较量。为什么同样是留美学生，他们的文化立场截然相反？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活动场域与“文化惯习”有何关系？学衡派与启蒙派各自接续了晚清以后什么样的知识传统的精神脉络？为什么学衡派在文化主导权的争夺战中不是启蒙派的对手？作为受过新学洗礼的古典主义者，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之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和紧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留美学生的分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文化话语权的争论，主要是三派知识人的角逐：“老新党”(旧派中的新派)、“新青年”和学衡派(新派中的旧派) 。从年龄和出身来分析，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
首先，三派知识人是前后相继的三个年龄断层之人。 “老新党”之中，梁启超和杜亚泉都是1873年生人；“新青年”之中，陈独秀1879年生人，李大钊1889年，鲁迅1881年，周作人1885年，胡适1891年；学衡派之中，陈寅恪1890年，梅光迪1890年，吴宓1894年，汤用彤1893年，胡先骕1894年，张鑫海1898年。整体而言， “老新党”是1870年代之人， “新青年”是1880年代之人，而学衡派，则是1890年代之人。虽然也只是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之中，三代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同的。 “老新党”们是最后一代传统士大夫，接受的是以科举为中心的私塾和书院教育，之后自习西学，虽然吸取了不少新学“词汇” ，但“语法结构”依然是传统的。 “新青年”们是在科举已经废除的清末接受的教育，最初是在亦中亦西的学堂，后来是去日本留学(留学美国归来的胡适是个案) ，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人， “语法结构”已经是新的，但残留不少旧学的传统“词汇” 。而学衡派，除了柳诒徵等特殊的个案之外，大都有机会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是现代的，但文化关怀却是古典的。
从家庭与学校出身分析， “新青年”四位主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皆出身大户人家，但早年都有不幸，不是父亲早逝，就是家道破落。陈独秀出身于世家大族，但后来破产，被陈独秀称为“白胡爹爹”的祖父望孙成龙，方式粗暴，经常毒打他，他后来多次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 。鲁迅少年时家道中落，深感世态炎凉，胡适和李大钊的童年都是孤儿寡母，胡适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去世，李大钊甚至是遗腹子，家庭的残缺不全与童年的不幸，刺激出四位“新青年”领袖的叛逆性格。除了胡适留美之外，其余几位皆留学日本。相比之下，学衡派几位核心人物多为贵胄之家出身，成长之路多受祖荫庇护。胡先骕祖父为清末重臣，钦点探花，后来出任贵州学政。其父出身举人，官至内阁中书。他本人在民国建立之年即留学美国，先后就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梅光迪出身于宣城望族，入学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考取庚款留美。汤用彤的父亲是晚清进士，先是在北京顺天府学堂读书，后顺利进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吴宓也是官宦家庭出身，虽然母亲早逝，成为叔父的继嗣，但也衣食无忧，少年在陕西弘道书院求学，后进入圣约翰大学，随后考入清华，成为汤用彤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