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五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显然，梅光迪夸大了白璧德的影响，即使在20世纪初的西方，最有影响、占据“世界潮流”的是机械主义与浪漫主义，而非他们信奉的古典人文主义。梅光迪、吴宓所生活的年代，正是中西文明激烈冲突的时刻，他们不满传统保守主义的抱残守缺，更鄙视新文化运动健将要将传统全部掀翻。他们对中国古代的文明怀有深切的敬意，试图将中西古典传统融会、将新旧之学贯通，但苦于缺乏思想资源。正在焦虑彷徨的时候，这些留美中国学生，遭遇到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就如同在茫茫大海之中见到了引航的灯塔。梅光迪如此描述第一次读到白璧德著作的情形：“沉浸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之中的我，同样渴盼着在西方文学中能找到某种与古老的儒教传统相通的更为沉稳而又有朝气的东西。带着极为虔诚的热情，我反复阅读了白璧德当时所出的三部著作。这些书给我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或者说是把旧的世界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新的词汇。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去弥合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新旧文化基础上所出现的日趋明显的无情的杂乱无章的断层，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要以同样的精神和所积累的财富，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去加固这个断层” 。
古希腊文明、儒家文明和佛教文明都是古代人类的轴心文明，用白璧德的话说，新人文主义就是要“用历史的智慧反对当代的智慧” ，特别是他钟爱的古希腊文明之中，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是并存的，是西方文明当中最有价值的古典传统。学衡派知识人受到白璧德的影响，同样具有轴心文明的意识，要“用历史的智慧反对当代的智慧” ，以新古典主义对抗启蒙运动之中的机械主义和浪漫主义。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将孔子、耶稣、释迦牟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视为轴心文明的“圣道” ，而其中分量最重的，乃是儒家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学衡》杂志开卷的两位插画人物便是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偶然，乃是刻意安排，意在融合儒家与古希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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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杂志首卷插图
作为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虽然没有修过白璧德的课，但他的思想与白璧德有许多暗合之处。前述陈寅恪对中西文明的见解，认为中国接近古罗马，与古希腊较远，缺乏的是科学的、形而上精神，过于实用。而西方的繁荣来自于科学的产生，而非实用的产物。因此中国更需要的是形而上的人文精神。这一看法便与白璧德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提出对中国的传统要有“同情性之了解” ，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学衡派继承的是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传统，但与后者有区别。晚清对西学的开放和了解还是有限的，张之洞以传统的“体用”二分，将西学限制在工具性、实用性的层次。然而，学衡派所处的时代乃是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之际，这些新派中的旧派对西学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刻，丝毫不亚于胡适这些全盘西化派。他们深知中西之间之异同与各自利弊， “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继续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西学，不分体用，只要是好的尽量吸纳。但这种吸纳乃是建立在自觉的文化主体性基础之上的，以“本来民族之地位”来选择和衡量西学，无论是文明比较，还是文化重建，不必固守本民族传统，但不能没有自身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