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四 )


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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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学生季报》
胡适以倡导文学革命一夜暴得大名 , 回国以后与陈独秀一起 , 掀起了白话文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大潮 。 昨天还是齐肩并行的留学好友 , 今天胡适已经领先一个身位 , 在国内大出风头 , 这让自命不凡的梅光迪、吴宓非常眼红妒忌 , 比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还要痛恨胡适 。 吴宓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论新文化运动》 , 尖锐批评胡适:“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 , 其持论则务为诡激 , 专图破坏” , “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 , 以自占地步而厚植势力 , 是则商家广告之术 , 政党行事之方 , 而非论究学理 , 培植文化之本旨” 。 吴宓在日记里记载:“此间习文学诸君 , 学深而品粹者 , 均莫不痛恨胡、陈之流毒祸世” 。 “哈佛帮”中最年轻的张鑫海愤愤地表示:今日吾们“羽翼未成 , 不可轻飞 。 他年学问成 , 同志集 , 定必与吾辈鏖战一番” 。 梅光迪与吴宓先后回国 , 应聘于江南保守主义的重镇东南大学 , 与已经在东大的其他大将刘伯明、柳诒徵、胡先骕等会合 , 创办《学衡》杂志 , 与新文化运动的堡垒北京大学一南一北 , 唱对台戏 , 展开了一场争夺文化话语权的大战 。
二、学衡派的新古典主义情怀
【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文化话语权争夺战的背后 , 并非仅仅与利益相关 , 其中涉及到深刻的思想观念的分歧 。
19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 有理性主义(机械主义和实验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白璧德式的古典人文主义 , 与近代人道主义有区别)的三大阵营 。 这三种主义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将世界视为物理学的机械世界 , 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 是征服世界的主体 。 浪漫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体 , 而人是有情感和意志、有能动创造性主体的人 。 而学衡派所秉持的古典人文主义更愿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着自然法则的世界 , 人与世界是和谐的 , 人要遵循自然法则 , 自然法与人的内心法则是一致的 。 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需要平衡与和谐 。
西方自18世纪之后 , 就走上了背叛自己古典传统的道路 , 二者相互结合 。 这两种思潮带来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滥情主义和人的狂妄自大 。 而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古老的轴心文明在近代的发扬光大 , 他对古希腊哲学、儒家文明和佛教怀有崇高的敬意 , 认为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现代人的心理疾病 。 因为古希腊文明与儒家文明具有相通性 , 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 。
五四时期的思想主流 , 是机械主义与浪漫主义 , 虽然二者之间有紧张 , 但构成了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之一 。 在“哈佛帮”看来 , 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 , 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传统 , 而胡适等人引进的以科学为中心的机械主义和卢梭发端的、滥情式的近代浪漫主义 , 是西方文明的末流 。 吴宓在介绍白璧德思想的专文中说:“彼科学的自然主义及感情的自然主义 , 皆未能以内心之规矩供给吾人 , 此近世最可悲最可痛之事也” 。 他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更是尖刻地将胡适他们的主义视为“一家之邪说”:“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 , 实专取一家之邪说 , 于西洋之文化 , 未视其涯略 , 未取其精髓 , 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 。 与吴宓相呼应 , 梅光迪也责问胡适等“新青年”众人:“现时吾国人之所谓世界潮流者 , 果为真正之世界潮流耶?……凡吾国人所盛称之各种主义 , 奉之为‘世界潮流’者 , 不过西洋一部分人之主张 。 其视之漠然 , 不足介意 , 或大声以张反对之帜者 , 实占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