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六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文明如何应对西学的冲击，可以从一千年前儒学融合佛教的理学那里获取智慧。 1919年陈寅恪与吴宓的交谈中，陈寅恪分析了佛教入华对儒学起死回生的贡献：“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意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 。陈寅恪将理学对佛教的吸纳，理解为“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 。显然，中外轴心文明的第二次大遭遇，儒家对西学的融合，也应该以此开放的态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保持中国文明的形式结构，另一方面尽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这就是陈氏的“旧瓶装新酒” 。他对“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 ，有一种同情性之理解。
与陈寅恪有共鸣的，除了吴宓，还有汤用彤。早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汤用彤就对吴宓说：救国有两个途径：“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 。汤用彤的看法，乃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态度，国家可以亡，但文化不能亡，中国文化的精神在新的朝代继续留存。汤用彤回国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批评了两种看似对立的文化倾向，一种是“排薄国学者” ，另一种是“主张保守旧化者” 。他指出，二者都是出自膜拜西方近代文明，前者用西方标准对待中国文化，后者同样以西方标准认为中国古已有之。他提出“融会中西”“接通华梵” ，既不排外，也非复古，将中西印三大文化置于同等的位置比较研究，但不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本位。汤用彤后来研究的是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但内心所关怀的，正是儒家文明复兴的大问题。
那么，这些受到了西学系统熏陶的新派知识人，他们的“旧”究竟体现在何处呢？在我看来，比知识更重要的，乃是一种古典情怀。国家主义派领袖之一李璜晚年在回忆陈寅恪时说：“我近年历阅学术界之纪念陈氏者，大抵集中于其用力学问之勤，学识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其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后来写出吊王观堂(国维)先生致挽词而能哀感如此动人也” 。在学衡派知识人当中，真正懂得中国古典人文的，是陈寅恪、柳诒徵、汤用彤等少数几位，像吴宓、梅光迪这些留美学生，其基本知识结构是西方的，乃是以西学比附中学，以白璧德解读孔夫子，其国学知识所知有限，并偶有硬伤。要论传统学问的根底，全然比不上启蒙派中的鲁迅，连比胡适都有一段距离。难怪《学衡》一出版，鲁迅就很鄙夷，他随意挑出《学衡》杂志的几处硬伤，讽刺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豪光，虽然自称为‘衡’ ，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 。 “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 。即使是钱穆，虽然文化立场与学衡派一致，也暗示他们知识太新，旧学不行， “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