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二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在民国初年，就有“一流留美、二流留日”的说法，显然，学衡派比启蒙派的留学经历要光亮得多。学衡派的几位核心人物，除了年长的柳诒徵之外，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特别是吴宓、汤用彤、张鑫海，都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清华的学生，多富家和官宦子弟，大多注重学业，仅在谋取个人前途之发展。但吴宓等人，显然有更大的志向，他们对政治无甚兴趣，但对中国文化的前景十分关心。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研讨中西文化。他们对当时的新学与旧学人士，都不甚满意，吴宓在日记中说：“晚近学者，于中国古昔圣贤言论，以及种种事理，多好下新解说，而旧学深邃之士，则诋斥之不遗余力。新旧对峙，无从判决。窃谓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凭依。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 ”这段话，奠定了后来学衡派的文化基调，一方面要“适合世界现势” ，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失其国性之凭依” ，唯一的两全途径，乃是调和中西文化，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予以新的理解与诠释。时年吴宓方才19岁，虽然方向明确，但是尚不知如何着手，他相信：“此等视野，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他日有是人者，吾将拭目俟之，橐笔随之” 。这个他愿意追随其后的“人者” ，后来他到了哈佛，果然出现了，这便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陈寅恪。
五四时期，在留美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最有影响的，当属两个群体：“哥大帮”与“哈佛帮” ，前者属进步主义，后者则属保守主义。在1910-1920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当中，也有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对立。 “哥大帮”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下简称哥大)求学、拜杜威为师的中国学生。杜威当时是美国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其魅力吸引了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据统计，民国265位教育家当中，有142位有留学的经历，其中34位有在哥大求学的经历，其中包括三任北大校长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南开校长张伯苓、张彭春兄弟、东南大学两任校长郭炳文和罗家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河南大学三任校长凌冰、查良钊、邓萃英、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等。这些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留学生，虽然大多并非杜威的学生，但都共享进步主义的教育理念，具有鲜明的哥大特征。而作为杜威学生的“哥大帮”胡适、蒋梦麟等人，更是与学衡派的“哈佛帮”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竞争。胡适、蒋梦麟一开始都是学农，后来转向人文，带有明显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并非偶然。
如果说“哥大帮”敬仰的是进步主义的杜威的话，那么“哈佛帮”崇拜的便是保守主义的白璧德。 “哈佛帮”的核心成员除了来自清华的吴宓、汤用彤、张鑫海、梁实秋、楼光来之外，还有梅光迪、陈寅恪、俞大维、顾泰来等人。他们修白璧德的课，成为白的弟子，与白的思想非常亲近。在白璧德的学生当中，唯一与其格格不入的，是来自贫苦的基督教家庭的林语堂，他看不惯“哈佛帮”的贵族精英气，与胡适的新文化气质更接近，他后来嘲笑“哈佛帮”的高傲说：“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知有俗人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我见此辈洋腐儒，每每掩袂而笑” 。吴宓将虽然身在哈佛的林语堂视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 ，称“林君独与我辈见解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