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13)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吴宓身为《学衡》杂志的领袖与新人文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其举动对学衡派正人君子的古典形象杀伤力甚大，落下了“假道学”的口实。因此，保守主义阵营几乎全体动员，都来劝说吴宓。贺麟对吴宓说：“由是可返于Classical ，而使《学衡》之事业主张与宓之生活行为前后一致，名誉完美” 。然而，吴宓犹如情魔缠身，不肯回头。陈寅恪看得比较透彻：“昔在美国初识宓时，即知宓本性浪漫，惟为旧礼教、旧道德之学说所拘系，感情不得发舒，积久而濒于破裂” 。吴宓本性是一浪漫的传统文人，从小喜欢读《红楼梦》，自比为多愁善感的贾宝玉。他的学生温源宁一眼看穿了其表象背后的本性：“他承认自己是热心的人道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不过，从气质上看，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 。偏偏这位传统的浪漫才子，接受了白璧德的古典人文主义思想，在理性上反对近代的浪漫主义，鼓吹束缚内心情感的旧式礼教，但又理不胜欲，抽象的理论观念无法匹敌被新时代释放出来的喷薄情欲。
吴宓在给女友张尔琼的信中如此倾诉内心的情怀：“我一生最倾心的是爱情与宗教。 ……在未死之前，爱情必至完全无望之后，乃静心皈依宗教。我的文学，我的生活，皆不外爱情、宗教二者之表现。此外一切，都不深系我心” 。视爱情若宗教，这是西方的骑士精神。然而，笨拙的吴宓徒有骑士的浪漫幻想，并无骑士的浪漫风度。他与徐志摩不同，因为受到旧式礼教的观念束缚，不敢痛快淋漓地展现自己的浪漫情感，只敢偷偷幻想，暗自追求。除了毛彦文之外，他所爱过的十多位年轻女子，多是受过现代文化熏陶的新女性。同为清华英文教授的温德劝他：“浪漫之爱，不但虚幻，且已为过去时代之陈腐观念，故宓不当受到其影响，与中国今日之新派人物同一错误” 。张季鸾更是直言相告：“以穷秀才当拥黄面婆而自乐其乐为言。且谓宓之性情不适于现代时髦女子，角逐情场，必失败而痛苦” 。吴宓处于各种包围之中，内心煎熬，理性上的新人文主义与传统礼教，同情感上的中西浪漫主义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天人交战，最终还是情感战胜了理性，放纵自己的怪诞，以拙劣的方式毁弃了自己的人设，也连带伤害了新古典主义者的人格形象。
在五四时期，启蒙派知识人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人固守于学院的“新庙堂” 。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等坚持的是文化的贵族气质与精英传统。他们讨厌恶俗的平民文化，不满文化迁就于底层阶级，讨好大众的喜好，其守护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古典精神与“新青年”们的近代启蒙思想构成了有价值的平衡，他们所继承的晚清理学士大夫传统与五四知识人的浪漫文人传统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本来，学院是他们最好的家园与栖身之地，但梅光迪、吴宓等不甘寂寞，要走出学院，在公共空间与“新青年”们争夺舆论的话语权，这导致了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错置。五四之后，一个平民的世俗化时代已经到来，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主义战胜学理、大众文化压倒精英文化、平民精神打败贵族精神，成为不可逆之大势。固守轴心文明传统的学衡派，终究抵不过启蒙知识人所造就的时代大潮。 “新派中的旧派”与“旧派中的新派”一样，被日趋边缘化。然而，思想与精神永远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价值，到了八十年后的世纪之交，当近代的启蒙大获全胜而显现其负面性的时候，这些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被重新发掘出来，他们的新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与传统的士大夫精神，反而具有了难得的批判性价值而被世人所重视，从而在近代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史上，获得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