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11)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四、行为与观念的相悖
张灏将从戊戌到五四(1895-1925年)这三十年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 ，活跃在“转型时代”的三代知识人：“旧派中的新派”、五四“新青年”和“新派中的旧派” ，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新旧交杂、半新半旧，内心充满了矛盾。晚清的过来人“旧派中的新派”诚如列文森所分析的，是理智上面向西方，情感上依恋传统。五四一代“新青年”观念上是新的，但在私人领域的行为依然是旧式的，比如胡适与鲁迅对待母亲的包办婚姻的屈从态度。同样地，在“新派中的旧派”中的吴宓、梅光迪那里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观念是古典的，要“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 ，但在具体的行为模式上却比他们所反对的“新青年”们更违背礼教之精神，更像一个时尚的新潮人物。
“哈佛帮”都有炽热的家国天下情怀，在美国的时候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激愤于袁世凯政府屈从于日本的“二十一条” ，成立了一个国防会的学生组织，陈寅恪、吴宓等加入其中，但两人的态度迥然不同。陈寅恪相信“读书救国” ，希望为危亡的中国保留文化的火种，不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但吴宓却热衷此道，忙于为会刊《民心周报》组稿。虽然陈寅恪、汤用彤、张鑫海等再三劝说吴宓不要为此花费太多时间，但他承认：“诸人之道理，宓尽通晓；然宓虽为俗事，确无一点俗心。宓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非自己每日有所作为，则心不安” 。读吴宓的日记，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移不定的矛盾心理。他懂得“读书乃极乐之事” ，惭愧自己半个月忙于俗务，未读一页之书， “琐屑杂事，人人能办，必以之加于能读书者之身，妨害其修身学行之大业，夫亦世事之不平者哉!”
从美国留学到回国以后，吴宓一直在学院与舆论、学业与俗务之间挣扎。他是读书人，对读书有天生的乐趣，但又放不下世俗的功名诱惑。他有两个对标的人物，一个是他所崇拜的陈寅恪，另一个是他反对的胡适。陈寅恪让他自惭形秽，几次发誓“宓回国后，作事之外，日必专以短时，治中西学问” 。然而，胡适在俗名上的巨大成功，又让他不甘人后，欲与胡适一比高下。功名上的诱惑，在吴宓的内心里，又被合理化为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似乎自己是为国家与社会而自我牺牲。一方面想成为陈寅恪那样自得其乐的学院读书人，另一方面又羡慕胡适那样能够影响天下的公共知识人，在二者之间，他一个也不能割舍：“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果，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 ”传统的礼教道德是理想主义的，而新式的入世精神是功利主义的，儒家的修身和经世的两面性格，到了五四时期，在“新派中的旧派”这里，演化为中与西、旧与新之间的紧张冲突，让吴宓感到自己好像同时骑在两匹奔驰的烈马上， “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之悲剧也” 。类似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挣扎，是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普遍精神现象，但在吴宓身上特别典型，而且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敏锐的自我感觉和深切的触心之痛，读了其日记中弥漫不绝的自艾自怨，不能不令人扼腕。
在学衡派群体之中，大多数都是纯然学人，比较超脱，唯独吴宓与梅光迪有领袖欲，功名心重，最初两人因为有共同的敌人而成为同一条战壕的朋友，但很快就围绕着由谁掌控《学衡》杂志而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本来梅光迪是《学衡》的始创者，最初杂志是分栏目编辑制，并不设主编，吴宓的身份则是“集稿员” 。梅光迪好高骛远，不耐俗务，吴宓评论他“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 。相比较梅光迪，吴宓任劳任怨，愿干实事，渐渐地《学衡》的所有编务几乎由他一手包办，吴宓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学衡》主编，杂志成为了他的个人事业。梅光迪对此极为不满，从第二年起就不再供稿，到处对人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不仅与梅光迪，吴宓与胡先骕、邵祖平等其他《学衡》编辑也先后闹翻，杂志内部矛盾重重，几乎无以为继，只能由吴宓自掏腰包，补贴编辑费用。好友张鑫海劝他“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 ，不如不办”；陈寅恪也表态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 。吴宓欲哭无泪，在日记中自吐苦水：“以宓之辛苦倾力，而世局时变，江河日下，阻逆横生。所经营之事业终于破坏，同志友朋，均受社会排斥，秉其学德志节，归于日暮途穷之境。可痛苦之事，孰有甚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