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九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从戊戌到五四，两代理学知识人与文人知识人(张之洞vs康有为、启蒙派vs学衡派)的对垒，不仅有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的差别，也与他们所活动的场域不同有关。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庙堂内的官僚士大夫，主要的活动空间在体制之内，从事的是原有的儒家义理和制度框架之下的保守主义改革。而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文人士大夫所领导的变革，他们的身份和活动空间不在庙堂之内，而是民间新起的公共舆论，以舆论掀动天下，因而也带有更多的激进色彩。五四的“新青年”们，所延续的是晚清的文人士大夫传统，五四的启蒙运动带有强烈的浪漫精神和激进心态，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虽然身在学院，但影响皆在社会。而学衡派知识人，所继承的是理学士大夫传统，他们都是东南大学、清华大学高等学府的教授，是学术体制中人，作文为人比较严肃正经，他们非常看不惯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思想和气质上的名士派头和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煽情语言。
且不说思想的分歧，即令是文化的做派， “新青年”们也为学衡派所侧目。而在他们看来，这种轻佻、浮夸的作风，正是来自于康梁。柳诒徵在《学衡》上发表《论中国近世之病源》，痛骂自康有为而始的文人习气：“昔民报斥康有为曰：康之为人，但使对人说谎，能经五分钟而后为人所觉者，亦必不惮施其谎骗。今者几活动于社会者，人人康有为也。 ……故在今日，虽似舆论有力，公理渐昌之时，实则舆论毫无价值。为众人所承认者，未必贤；为众人所摈斥者，未必即不肖” 。胡先骕也批评“新青年”们以追逐新奇为时尚：“今之批评家，尤有一习尚焉，则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 。与胡适先友后敌、非常眼红与妒忌胡适暴得大名的梅光迪，在《学衡》创刊号上说得更刻薄：“彼等以学问之标准与良知，尤语商贾之道德，娼妓之贞操也。夫以功利名誉之熏心，乃不惜学问如此，非变相之科学梦而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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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诒徵
如果用今天的概念来理解，五四时期的启蒙派属于公共知识人，而学衡派是学院知识人，一个活动的场域在公共舆论，另一个栖身的场域在象牙塔内，本来二者可以各守其道，相安无事。然而，重心究竟放在学院内部，还是公共空间，学衡派内部是有分歧的。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等虽然看不起也看不惯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学问与做派，不屑与他们为伍，但他们也非常警惕报业。吴宓在日记里面记载，在美国的时候陈寅恪就反对吴宓进入报业：“来美之时，本以习报业为志，既到此以后，乃知报业专以营业图利为之旨，故巴师及陈君寅恪等，均深鄙报业之一途，而劝宓专学文学，以‘评文者’Critic自期” 。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刘伯明等所坚守的，是学院内的学术阵地，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东南大学，他们的志趣与岗位都在学院内部，这是他们要守护的“学术共和国” 。陈寅恪虽然不问外部之政治，拒绝人间是非，但在清华期间，几次校内风潮，凡是涉及到“学术共和国”内部的重大人事变动，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且是幕后的主事者。然而，吴宓与梅光迪与他们不同，颇有用世之心。早在清华留美学校读书的时候，吴宓与汤用彤交谈，就立志投身报业，进入公共空间：“他日行事，拟以印刷杂志业，为入手之举。而后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以熔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 。吴宓的志向与胡适相同，不满足于学院生活，更向往成为公共知识人，以舆论引导社会，只是他们两人观念相反，在同一空间争夺话语权而已。梅光迪虽然对报业兴趣不浓，但他过于眼红胡适的大红大紫，写信动员“哈佛帮”同仁一起回国，认为“不应错失任何机会，不应继续容许文化革命者占有有利的文化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