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十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然而，学衡派看错了时代，他们有太强的精英意识，蔑视大众文化。胡适是敏感的，也是聪明的，早在1916年，他就对梅光迪说：“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 。然而，梅光迪固守正统士大夫的传统观念，认为文学与学术都是少数人之事，知识阶级就是知识贵族， “学术上无所谓平等，平民主义之真谛，在提高多数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 。他还相信：“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 。这些话固然不错，但精英的贵族文化存在于学术象牙塔内，若要走向公共空间，掌控公共舆论，那必须放下身段，将精英的观念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语言与方式。然而，学衡派知识人不屑为之，他们在时间(时代)和空间(场域)两个方面都有严重误判，《学衡》杂志不仅内容曲高和寡，而且其语言也疏离文化公众，拒绝用白话文。后来同为白璧德门生的梁实秋颇为《学衡》可惜，说“这在当时白话文盛行的时候，很容易被人视为顽固保守” 。他认为“人文主义的思想其实并不一定要用文言来表达，用白话一样的可以阐说清楚” 。《学衡》不敌新文化，固然因为新古典主义不适合五四的潮流，但形式重于内容，新的一代知识大众不再习惯文言文，转而喜欢白话文，故《学衡》杂志不讨读者的喜欢，它的基本盘一直少得可怜，发行量不过几百本，作为出版方的中华书局忍无可忍，最后不得不与他们终止合作。
梅光迪本来期望回国以后与胡适他们大干一场，决一死战，但没想到新文化运动到了1920年代初已经大获全胜，全然没有将学衡派当做对手。胡适在《学衡》出版之始，便在《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一文中轻松地说：“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 。郑振铎后来也说：学衡派“终于‘时势已非’ ，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 。同样站在新文化运动对面的钱穆，后来在《国学概论》中谈到《学衡》时，对其评价也甚低：虽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 。钱穆的眼光是尖锐的，学衡派的短板在于旗鼓不相当，立场坚定，知识有限，负面的杀伤性攻击太猛，而正面的建设性理论过薄，因此无法成为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对手，构成认真的挑战。
学衡派曾经先后拥有东南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四块阵地，两块在学院之内，两块在公共空间，然而随着时势的变化，都先后一一失落。东南大学作为学衡派的堡垒，本来是靠副校长刘伯明力撑， 1923年刘去世之后，学衡派逐渐在东南大学失势，梅光迪、吴宓、张鑫海等先后离去。随后吴宓参与筹建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加盟，但未及四年，也停办了。《学衡》杂志惨淡经营到1926年底停刊，虽然后来两次复刊，但全然无影响。在《学衡》停刊之后，吴宓在1927年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邀，创办《大公报·文学副刊》，本来意在与胡适为首的新文学抗衡，但仍不是后者的对手。虽然碍于白话文学的压倒性胜利，吴宓被迫同意《文学副刊》增加新文学、白话文以及新式标点，但最后还是被新文学作家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