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12)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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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梅光迪
陈寅恪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 ，其原因不仅在于杂志的内容和语言与时代相悖，更是因为在创刊之初，吴宓、梅光迪急于与胡适、陈独秀争夺话语权，其批判的声调过于尖刻， “政客”、“商贾”、“娼妓”、“邪说”之类攻击性语言比比皆是， “新青年”们倒是难得的大度，没有反唇相讥，不以他们为对手，宽容了失意者。但旁观的读者很有点看不下去。同是留美学生的邱昌渭读了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后，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驳论，提醒吴宓：“所有不能采取的学说，或你以为不可采取的学说，请勿目为‘邪说’ ，因为西洋学说不是‘白莲教’、‘张天师’类的学说” 。邱昌渭是胡适一边的人，看不惯吴宓的谩骂自不奇怪，但即使是学衡派的学生辈，也不赞成梅光迪、吴宓他们的论战方式。东南大学毕业的胡梦华表示：“虽然我却深信《学衡》里面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确有存在之价值与一部分之信仰者” ， “然现在《学衡》里的文章破坏多而建设少，似犹不能负此大任” 。因为“以喻建设学术上之主义，欲其光大发扬，固不在攻击他人学说，乃在宣传自己学说。若想人家抛弃别的信仰，来服从我的主义，只能说出我自己主义的好处，不必攻击他人主义的不好” 。
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君子不出恶言” ，在与学衡派的话语交往之中， “新青年”们这边做到了，即使有批评，也是对事不对人，尊重对方的人格，反而以守护“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的吴宓、梅光迪，表现得非常失态，与陈寅恪、汤用彤、柳诒徵这些纯粹学人相比，格调低了一个层次。吴宓在公开文章中尚能尽量克制，在其日记之中，对新文化运动的诅咒之语则比比皆是。比如1919年12月30日写道：“新文学”者， “乱国之文学也”“土匪文学也” ， “今中国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为土匪” 。次年5月1日日记记载：“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己事” 。在私人日记里情绪发泄，自然可以理解，但可以从中窥见一个人的修养高下。吴宓以儒家的道德修身标榜于世，而在日记里气度之狭隘，远远无法与同样写日记的胡适、梁漱溟相比。有真性情者未必是君子，吴宓攻击胡适这些“土匪”“专以推锄异己为己事” ，读了这些话，却很让人怀疑假如有朝一日他们得势，是否更加不宽容，容不了异己？这并非杞人忧天，吴宓在《自编年谱》中承认，当年《学衡》的“敌对者” ，除了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青年”之外，还有三个群体：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邵力子为主编的《学灯》副刊、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学衡》可谓是四面出击、八方为敌，不是因为他们的新人文主义主张，而是咄咄逼人的姿态，让之成为了孤家寡人。
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不仅是抽象的学说，而且是活生生的道德人格。陈寅恪的一生，文章学问与公私道德，皆为公认的楷模。相形之下，梅光迪与吴宓不仅公德有亏，而且在私德上也多有为时人诟病之处。先说梅光迪，吴宓批评他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与享乐主义者” ，原本有妻儿的梅光迪在东南大学任教时与女学生李今英热恋，成为校内一大绯闻。移情别恋，倘若发生在徐志摩这样的新派浪漫主义者身上，或许可以冠以精神解放、恋爱自由的美名，但梅光迪以反对浪漫主义、提倡传统道德著称，其观念与行为之间偌大的反差，大大败坏了“新派中的旧派”的名声。无独有偶，吴宓抛弃发妻，追求朋友之未婚妻毛彦文，更是民国知识界轰动性绯闻。多少朋友劝阻吴宓万万不可，朱自清告诉他：“外人大都以宓离婚为奇怪，以为与宓平时之学说不合” 。吴宓的学生郭斌龢专门写信，劝老师“为《学衡》计，为人文主义计，为白师计，为理想道德事业计，均应与心一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