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年｜初金一：幻想家或游荡者——彼得堡的现代性( 五 ) 娜斯琴卡|幻想|耶夫斯基|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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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彼得堡
到了小说《女房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主人公定义为一位法国意义上的游荡者。《女房东》主人公奥尔登诺夫是一位有些遗产的学者，因此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去感受城市生活。搬家的体验让奥尔登诺夫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躁动与活力。
他已经找了很长的时间，找得非常认真仔细，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体验到了一种崭新的、几乎从未有过的感受。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起初有些漫不经心，随便看看，继而则比较注意，最后则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关注着身边的一切。芸芸众生，市井生活，各种喧嚣与骚动，以及诸多失态所引起的新闻轶事， ——所有平庸琐碎的日子和了无新意的日常生活，早已使精明能干、疲于奔命的彼得堡人腻烦透了。（《全集》第一卷， 417-418页）
在对奥尔登诺夫的描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直接使用的“游荡者”（flaneur）：“他越来越喜欢漫步街头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flaneur）。他什么东西都想看。 ” （《全集》第一卷， 420页）这里，常见的中译本将它翻译为“无所事事的人” ，无法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词使用上的用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反向使用了“隐士”（отшельник）一词，更明确地区别了他笔下的“幻想家-游荡者”不是浪漫派隐士，而是现代生活英雄的身份。 “现在他浪迹街头，孑然一身，像一个突然离开自己的寂寞荒野置身于喧闹都市的隐士。一切对于他都显得非常新奇。 ” （《全集》第一卷， 420页）在这个世界观中，退隐的方向不是从闹市到田园，而是从寂寞荒野退隐到闹市。同《白夜》一样，《女房东》中的幻想家也没有获得女性的青睐。幻想家作为半觉悟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命运是现代人无力抵抗现代生活权力的寓言。
四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马歇尔·伯曼试图对彼得堡和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性体验进行比较。伯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波德莱尔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展现了“人与人在城市街头的相遇浮现为一个政治事件：现代城市成为了个人与政治生活交汇合一的媒介” （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 Penguin Books ， 1982 ， 229）。在伯曼看来，他们的不同来自彼得堡与巴黎现代化程度和形式的差异。伯曼眼中，行走于最先进最革命的现代都市巴黎的波德莱尔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出现，而涅瓦大街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纠结于彼得堡的欠发达现代性。相比于巴黎，十九世纪中叶的圣彼得堡刚刚历经农奴制改革，士绅阶层依然在与西方的差距中寻求自身的定位。彼得堡院子的外墙已经成为欧洲的，而院子的内墙依然是斯拉夫的。在伯曼的描述中，街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重要，因为巴黎是现代透了的，而彼得堡只现代于表层。两种现代性体验，一段来自巴黎，一段来自彼得堡，一端生发于发达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质料，一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发达渴望。 “欠发达地区的现代主义被迫建立于对现代性的幻想和梦想之上。 ” （同前， 232）
伯曼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他的逻辑延展自关于发达与欠发达资本主义的刻板印象。不得不承认，关于俄罗斯的部分，是伯曼这本书最薄弱的章节。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幻想家和游荡者有着很多共性，都是现代城市中异化了的个体艺术家，但是为什么波德莱尔关注他“游荡”的一面（flanerie），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幻想”（мечта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 ， reverie）？现代生活的英雄生于彼得堡则为幻想家，生于巴黎则为游荡者。如果巴黎的现代性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内在体验，那么彼得堡的现代性则是基于梦想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