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何怀宏：如何安放人性中的同情？( 二 ) 时代|同情|人性|汉宁·里德|主

我下面谈到的“同情”也都是指这种对他人痛苦的同情。拙著《良心论》的首章即为“恻隐” ，我同意孟子所说的这种恻隐之心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并认为它是道德的宝贵的动力源头。里德谈到随着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道德相对化，人们发现，各个地方、不同文明乃至没有进入我们常说的“文明”的民族或部落的道德规范很不相同。但我想这不会颠覆所有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同情心以及相应的最基本规范。不过，里德此书的主要内容还是讨论一种“无处安放的同情” 。巴黎人是否能够或应当像里斯本人那样同等悲哀？伦敦人是否能够像自己或亲近的人遇到灾难时那样焦虑和积极施以援手？这种感情是否在人性中有其根基？或者说这种要求在道德上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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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何怀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版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同情就出自我们的人性，而且，我们常常恰恰是根据人们普遍具有的基本同情心来证明人性的善。但另一方面，又怎么说同情“无处安放”？但那可能是指另外一种同情，一种很高要求的同情。当我们对同情寄予莫大的希望，提出更高更广大的、乃至强制性的要求时，这种情况也许就发生了。它无法从普遍的人性中生发出来了，它可能失去它本来踏实的根基。
我们的时代看来是一个同情心高涨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把世界联为一体，交通和通讯的发展让人们更是有了紧密的联系，过去的许多民族、文明之间的界限不那么僵硬了，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或极端年代，人们相互间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许多。古典时代、比如希腊城邦时期没有给怜悯以什么地位，其慈善援助的行为往往是通过推崇慷慨的德性来进行。基督教将怜悯放在了德性的一个中心地位，但并没有将其政治化，甚至人间化也是不彻底的，因为最大的安慰是在来世。而自近代以来，不仅同情的范围大大扩展，要求也不断提高了，而且往往还是通过国家来做。但需要同情的人和事似乎还在不断增多。在发达国家的舆论界，基于同情的伦理，甚至相当高调的同情伦理占据着主导地位。
关于安放在人性中的同情，孟子给过一个很好的阐述和例证。他认为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 ，是“人皆有之” ，也就是说它深深地植根于所有人的人性。但是，我们看他是怎么用“孺子将入于井”的例证说明这种“人皆有之”的同情，这里一方是将掉入深井、丧失生命的幼儿，一方是在此经过，一把就可以拉住他的路人。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很微小，而由此救得的生命却极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不出手，更不要说不动念的人简直就是“非人也” 。孟子还说明，出手的人在这个时候并不是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和名声，甚至也不是生理的厌恶痛苦和死亡，也就是说，不是从自爱引申而来，而就是出自纯粹的道德的同情。在这个时候，这个人跨越了自己和他人的分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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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集注》，元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