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荀子的修身思想( 六 ) |修身|杨国荣

从“陋”的角度来考察现实取舍上的偏颇，主要侧重于认识论角度。事实上，从认识论上去追溯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不合理选择的根源，构成了荀子一以贯之的观点。在《解蔽》篇中，荀子将解蔽提到重要地位。 “蔽”即片面性，解蔽也主要从认识论角度分析各种片面性产生的根源。 “陋”与“蔽”是有相通之处的，都意味着缺乏对世界和人自身全面正确的理解，在荀子看来，由此将在认识过程中形成各自的限制。
与“陋”相对的是个体自身的努力，后者意味着通过“学”来扩展自己视野，改变孤陋寡闻的状况，这也体现了学的重要作用。所谓“成乎修为” ，也是就此而言：广义上的“修为”所指向的，便是通过“学”的过程以改变“陋”的状况，使人在精神境界和视野上得到开拓，如此，便可在日常生活中逐渐达到比较合理的状态。前面提到的前思后量、从长计议等都具体表现为通过学以提升人的视野的具体过程。人的存在固然有品格上的高下之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先天决定的。荀子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 ”尧禹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这些理想人格并不是生来如此，所谓“非生而具者” ，便强调了这一点。人的存在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维度。从君子和小人的区分来看，两者无疑表现为不同的人格形态。君子比较高尚，小人则相对低下。但是在最初的出发点上，君子和小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差别主要是由后天的习行过程所导致的， “好荣恶辱”是君子小人之所同， “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也就是说，两者在理想目标上具有相通性，但在如何达到自身理想目标的方式上，却彼此相异。小人完全不理解后天习行是导致人格差异的根本原因，以为这一切都是先天决定的，君子则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修为。具体来说，君子的后天习行都合乎礼义规范，而小人则背离了这种规范；君子作为君子，小人作为小人，乃是基于这种不同性质的习行。
如所周知，从孔子开始，儒家就对习和性之间的关系作了考察。孔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 “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从本然之性上说，人与人之间最初没有多少差别，但后天的习行则使人相去甚远，正是基于后天的不同习行，君子和小人以及更广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开始出现。前面所说的性相近，是指本来具有的普遍趋向，习相远的习则主要指后天的不同习行。个人不同的习行过程，与自身选择相关。按荀子的理解，人的本来之性并无不同，差别是后天习行所造成的，这一看法与孔子思想前后相承。当然，从总的方面来说，荀子更多地发挥了孔子思想中“习相远”这一面。这里所说的习，包括习行和习俗两个方面，习行是个人自身的努力、践行过程；习俗则是外部的环境。前面荀子提到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其中之一是“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荣辱》）。 “常”即常规， “怪”则是反常（怪异）。 “道其常”即关注于日常行为， “道其怪”则是专注于反常之行。所谓反常，也就是与一般的社会规范、社会要求相背离，一旦如此，便呈现为“怪异” 。
荀子认为，如果不能用外在礼义规范约束人最初的自然情欲，人便会仅仅追求感性的欲望，从而导致消极意义上的人格。在此，他把礼义和礼法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前面提到的习行主要是个人自身的努力，而这里所说的礼义和礼法，则属广义上的习俗，也就是与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相联系，它所侧重的是社会对于个体的外在引导。不管是礼义的教化，还是礼法的引导，都表现为社会对人的影响。荀子注重普遍的社会规范对个体的塑造作用，这与他对人性的理解相联系。对荀子而言，外在规范包括礼义的引导，礼法的制约，这些引导和规范之必要，是因为人的自然之性中包含导向负面趋向的可能性。前面提到人之常情，包括避苦求乐，如果任其发展，便很可能会趋向于消极或负面的后果。进一步说，个人努力也离不开外在引导和制约。荀子这种看法与儒家另外一个代表人物孟子有所不同，孟子讲性善说，认为人性本善，人的成长主要依赖于先天所具有的善性，它构成了人格发展的内在根据，只要守住这一本性，人就自然而然会走向善的方面。对孟子来说，表现为善之本性的内在根据不可或缺，并构成了成就人自身的主导方面。比较而言，荀子更侧重于外在的习行和习俗，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社会的引导等外在塑造，就很难成就完善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