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周旻：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三 ) |周旻|译者|哈葛德|林纾|红星佚

李欧梵认为：“他（林纾）最初接触哈氏作品的时候，可能较欣赏言情作品，如《迦因小传》（Joan Haste）和《橡湖仙影》（Dawn），但还是被哈氏另外一个小说世界所吸引，所译的哈葛德小说以探险和荒诞神奇的作品为主，倒与哈葛德在英国的名声相符。 ”[26]同时他也指出一个内在于林译哈葛德小说的问题：林纾序跋中的哈葛德与实际小说文本的情志的偏离。
将文本的“可译性”集中于“演史”二字，期望读者把握住历史的含义，这样一种史家的态度，从林纾接触哈葛德之始，就弥漫在他对这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传奇（romance）作家的理解之中。在林纾最早翻译的哈氏小说《埃司兰情侠传》的《叙》中，好友涛园居士回忆了是书翻译的前因后果，谈到：
徵君语予，哈葛得者，英之孤愤人也，恶白种之覇駮，伪为王道愚世，凡所诩勇略，均托诸砲火之厉烈，以矜武能，殊非真勇者也。故哈氏之书，全取斐洲冰洲之勇士，状彼骁烈，以抒其郁伊不平之概。 [27]
哈葛德被描述为一位“孤愤之人” ，常以“骁烈”为著书主题，为的是抒发自己郁愤不平的心情。这种孤独而悲愤的作者形象，与“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司马迁，几多重叠。林纾在此不免误解了哈葛德这样一位通俗作家的真实写作意图，虚设了他本不曾有的文学抱负。涛园居士就这一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哈氏“宁在所怪”的风格是因为其“嗜古” ，实在没有那些讽世之心；之所以这么判断，根源上是为小说文本的阅读感受所牵引，也就是《埃司兰情侠传》作为小说，在故事情节、情志和笔触上的特征。而林纾在序言中塑造的“哈葛德” ，却并不能与小说的正文形成呼应，这一矛盾，他在《序》中试图予以回答：
（哈葛德）于是追蹑古踪，用以自博其趣，此东坡所谓久厌膏粱，反思螺蛤者也。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教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 [28]
稍作修饰地将哈氏的好古趣味摆放到政教观的空隙处，并以苏轼的文学历程作为呼应。这种由“史”入“文”以期为自己翻译通俗小说自圆其说的想法，在1905年《斐洲烟水愁城录》的序言中也有体现。林纾不仅将全书的历险故事与《桃花源记》联络起来，更揣摩著者的心情道：“哈氏所造蹇涩，往往为伤心哀感之词以写其悲。又好言亡国事，令观者无欢。 ”这与陶潜厌恶当朝权贵恰有共鸣；篇末还大赞小说结构中史传联络法的运用，认为“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29] 。此后，《鬼山狼侠传》序言言及叙事，举《史记》、《汉书》之例；《洪罕女郎传》序亦以韩愈文章“巧于内转”、“先有伏线”的行文绝技，提点“哈氏文章，亦恒有伏线处，用法颇同于《史记》”[30] 。从司马迁、陶潜到韩愈、苏轼，林纾仿佛让哈葛德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做了一次旅行。但他也抵挡不住罗曼司小说述奇、志怪、尚异等元素的吸引：《斐洲烟水愁城录》中的哈葛德，较之陶渊明更“奇”一筹；《洪罕女郎传》比起韩愈“匠心尤奇”；大类《汉书》笔法的《鬼山狼侠传》，也是“奇谲不伦，大弗类于今日之社会”[31] 。当哈葛德小说的特质溢出史传、古文实在太多时，林纾也不得不承认它“非病沿习，即近荒渺” ，更趋向于唐宋小说。林纾用古文翻译小说，虽然在形式上保持了正统的古文文章，但为了译书的便利，也不可避免地裹挟了不容于古文文体的词汇或用法进来；与此类似，当他在序言中再三将言情、神怪扭转成道德、兴亡、伦理、担当、理想人性时，他也无法避免西洋通俗小说与中国史传文章的冲撞，这种冲撞甚至进一步瓦解了他的序言。到了1907年，林纾开始翻译《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 “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32]的迭更司（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现通译为狄更斯），迅速取代了哈葛德，成为林纾心目中欧西文家的代表。此消彼长间，在1910年《三千年艳尸记》的序言中，林纾已经将迭更斯的小说置于标杆的位置，并对这两位英国小说家进行了一番比较：“哈氏之书，多荒渺不可稽诘，此种尤幻。笔墨结构去迭更固远，然迭氏传社会，哈氏叙神怪，取径不同，面目亦异，读者视为《齐谐》可也。 ”[33]从马班之作到《齐谐》之流，林纾最终还是点出了哈葛德小说的真实请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