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周旻：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五 ) |周旻|译者|哈葛德|林纾|红星佚

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解读也是林译哈葛德在晚清文学市场中被阅读的真实状态的一个反映。参考小说林社的情况， 1905年该社出版哈葛德小说《爱河潮》，定为“言情小说（疾风劲草，沧海巫山，世态写真，人心活剧）” ， 1907年出版《海屋筹》，定为“神怪小说（希腊神话，埃及圣迹，欧西古俗，以资博览）”[42] 。两个栏目的说明文字或多或少脱去了道德的外衣，甚少顾忌在林纾笔下作为“严肃作家”形象的哈葛德，更注重小说的趣味，反而贴近了在英语世界中哈葛德通俗小说家的身份。
《埃及金塔剖尸记》一书，还第一次将安特路朗带入了周作人的视野。在《哈氏原序》中，哈葛德谈到了书中古歌的作者问题：“余书中意昔司歌，及格鲁巴亚曲，则安度阑所为。取而施之吾书之上，查美莺所歌调，亦安度阑翻译希腊大师马利格稿也。 ”[43]此序表述了哈葛德与安特路朗的合作模式，即哈葛德作小说，安特路朗或译或作歌（lyrics）。林纾将书中格鲁巴亚所唱的五首歌视作“英国古乐府”[44] ，并以骚体的形式译出。周氏兄弟在翻译《红星佚史》前曾读过这部译作，很多细节上都有借鉴[45] 。林纾处理诗歌翻译的方式，可能直接引导《红星佚史》中鲁迅用古雅骚体对译十七首韵歌（verse）。
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世界欲》是一部半埃及半希腊的神怪小说，神怪固然是哈葛德的拿手好戏，其神话及古典文学一方面有了朗氏做顾问，当然很可凭信，因此便决定了我的选择了。 ‘哈氏丛书’以后我渐渐地疏远了，朗氏的著作却还是放在座右，虽然并不是全属于神话的。 ”[46]换言之，虽然他最初因为哈葛德而注意到《红星佚史》，但作为神话人类学家的安特路朗的吸引力很快超越了哈葛德。
安特路朗在晚清并不广为人知，却是周作人重要的域外资源。他回忆刚到日本时收到的第一批书，其中就有朗的两本神话学著作Custom and Myth（《习俗与神话》， 1884）和Myth, Ritual and Religion（《神话与宗教仪式》， 1887）。在1906年《新生》的酝酿时期，周作人根据朗的著作拟有一篇《三辰神话》，详细介绍了两册书中涉及日、月、星的古希腊神话[47] 。一方面，安特路朗所写的这几本参考书，为还未掌握希腊语的周作人建造了一座走入古希腊文学世界的桥梁：“最初之认识与理解希腊神话却是全从英文的著书来的”[48] 。实际上，朗以英文转译的希腊古典作品，在19世纪末的英国极受欢迎。 1917年周作人用白话翻译《Theokritos牧歌第十》，便是根据朗的英文底本[49]转译而成。另一方面，作为“文术新宗”的神话研究，在晚清也通过安特路朗的学术著作进入了他的视野。朗对神话、传说、童话与人类习俗的分析考掘，成为周作人文学和民俗研究的出发点，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本著作外，还有一本《文学的童话论》也为周氏所喜爱。
有意思的是，安特路朗的学术修养不仅使他得以顺利地以抑扬格五音步模拟古人口吻作韵诗，更深刻地作用在《红星佚史》的原作The World’s Desire的写作层面。早在1885年[50] ，安特路朗就注意到了哈葛德。此后八年时间中，两人频繁通信，讨论小说写作的问题，而这八年也是哈氏自己所界定的创作巅峰时期。朗不仅在小说的出版层面给予帮助，撰写书评推介[51] ，还对哈葛德寄送的每一份手稿都加以改进、纠正、润色与注释[52] ，一方面对哈氏的想象力大加赞扬[53] ，一方面又在技巧上给予提点。例如朗对Cleopatra的手稿提出缩减篇幅以改变原有的“档案式”的讲故事风格[54] ，这使读者更容易进入陌生的古埃及世界，保证了作品的可读性。从1888年起[55] ，两人开始写作The World’s Desire 。朗关注作品的语言、文体[56] ，既对哈氏行文中的长篇大论（screed）做了简省，又埋入了充满神话趣味的细节[57] ，更将自己的神话研究带入到小说题材的挑选过程中，创造了一种雅俗之间的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朗提供的知识性细节帮助哈葛德克服了自身粗糙的文风和陈规化的罗曼司格调。可惜这些新鲜的质素并没有使作品获得预想的成功， The World’s Desire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当时英国文坛的不满，对小说的批评集中指向一种多文化杂糅所造成的不协调感。 James M.Barrie就刻薄地用anarchy（无政府主义）一词来概括自己的阅读感受[58] 。复杂性和知识性打破了罗曼司文体陈陈相因的、简单的叙事模式，对通俗小说的读者而言，的确是一种不舒服的冲击；但对于周作人这位异域译者来说， “杂拌”却正是他所喜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