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周旻：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四 ) |周旻|译者|哈葛德|林纾|红星佚

作为读者的周作人，又是怎样通过林纾去阅读哈葛德的呢？他翻译《红星佚史》，只是在林译的延长线上进行的吗？再次回到周作人对选择这个译本的初衷的描述中，或许可以回答这一系列涉及私人阅读史式的问题。
二、《红星》“译”史
周作人谈及林纾，叙述上并不避讳他对自己的影响，例如“最初读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地学他。虽然因为不懂‘义法’的奥妙，固然学得不象，但自己却觉得不很背于迻译的正宗了”[34] ，将自家笔法看作与林译小说的文章义理一脉相承。而关于学习林译的《红星佚史》的发生，周作人还曾回忆：
《埃及金塔剖尸记》的内容古怪，《鬼山狼侠传》则是新奇，也都很有趣味。前者引导我们去译哈葛德，挑了一本《世界的欲望》，是把古希腊埃及的传说杂拌而成的，改名为《红星佚史》。 [35]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埃及金塔剖尸记》的故事内容是触发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1887年，哈葛德凭着因King Solomon’s Mines（林译《钟乳骷髅》， 1908）的畅销而得到的大笔稿费，前往埃及采风，随后创作了一批以此地为背景的罗曼司作品。 She（《三千年艳尸记》）、Ayesha: The Return of She（《神女再世奇缘》）、Cleopatra（《埃及金塔剖尸记》）、The World’s Desire（《红星佚史》）都在此序列中。但与《三千年艳尸记》和《埃及金塔剖尸记》相比，《红星佚史》的叙事风格不大相同。前两篇小说描述古代埃及的王朝制度、文物风貌、人情风俗，都有一些固定的情节元素：从文明国度而来的现代英国人、身世离奇的上古传奇人物、贝叶史书、秘密日记等等。其中，《埃及金塔剖尸记》（1905）在林纾前期的译作中可以说是译得很认真仔细的一部[36] 。林纾还将出自哈葛德之手的《哈氏原序》译出，附在自己所撰的译序之前，作为理解小说的参考。从这两份序言可以发现，林纾翻译此书，并不看重它“忽构奇想”、好言神怪的文学特质，倒是想以这一段异国亡败的历史警醒国朝子民，若再如“埃及蠢蠢” ，则灭亡即在眼前。他将“莺吞礼”为埃及艳后“格鲁巴亚”毁尽一生霸业的故事，与中国陈隋二帝亡国灭朝的史实对照，认为它们共享了一些教训。论述古埃及建造金字塔时，林纾更是联想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将两者同样视作劳民伤财之举，以为妄费劳力导致“亡国” 。那么哈葛德真实的写作意图究竟如何？在书前的《哈氏原序》中，作者不无幽默地说：“今学生辈寻味吾书，必不乐观此幽怪之事，及古时礼法，与意昔司宗教，并埃及之文化。 ”[37]点明了阅读的要义在于书中丰富的人文趣味所串联的稗史传说和虚构的妖神故事。众多英国本土批评家和读者的反应都证明，贯穿于哈氏传奇的两个重要元素——远古知识和想象力[38] ，使Cleopatra具有引人入胜之力，颇得好评；而这正是林纾在他的序言中希望抹去的色彩。
有意味的是，哈氏小说的大胆新奇却正中周作人下怀，符合他自身的文学趣味。周作人读小说，将《镜花缘》、《封神传》、《西游记》归为一类， “在古来缺少童话的中国当作这一类的作品看，亦是慰情胜无的事情。 ”[39]其中最喜爱《镜花缘》，诸如林之洋的冒险，多九公对奇事和异物的知识，虽然显得荒唐，却是一种“新鲜的引力” ，指引他去欣赏“叙述异景”的王尔德童话，理解讲述神话故事的《阿迭绥亚》（今译《奥德修纪》），也有一种能够把恐怖与可怕中和的特别趣味。在翻译小说中，周作人举《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航海述奇》（《天方夜谭》之一）二书作为自己趣味的呼应，称二者集幻想与真挚为一体，值得一阅。周作人偏爱一种“合知识与趣味为一”[40]的随笔文章，这反映在他的小说品味上，就是欣喜于《封神记》、《西游记》、《镜花缘》的荒唐好玩。正是在这条“新奇可喜”的趣味脉络上，周作人由着自己对翻译小说真实的阅读感受，敏锐地把林纾在序言中塑造的哈葛德形象剥离出去，反而青睐于哈葛德好古、探险且具有野蛮（savage）味的小说。 1908年，周作人作《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以“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 ，概括从梁启超撰写《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当时社会对小说的看法。在“实用”的文学观念的笼罩下，众多的小说杂志又以历史、科学、教育等名目规训“良小说” ，其实不免扭曲了小说的面貌。周作人举《海外轩渠录》和《爱国二童子传》为例，认为前者把斯威佛德所著《格列佛游记》理解成了一部滑稽小说，后者则将小说作为宣传实业救国的工具，皆是错解了原作的寄托。二书的译者不是别人，正是林纾。周作人在此文中对林译作品均不甚满意，并将林译小说的偏差从译文层面的得失转移到了序言的问题上，认为“译者初亦吾国通士，奈何独断节之，且不惮背其本旨以为题名，无亦在泥于归类之过耶？”[41]以自我的文化诉求增加或删改小说原作的旨趣，丢失了原作者本身的特色意趣，对于周作人来说，这才是当时的翻译小说乃至文学本身最应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