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周旻：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六 ) |周旻|译者|哈葛德|林纾|红星佚

《红星佚史》的小说情节多涉及人间神性，周作人据此在《序》中判断其具有“所述率幽闷荒唐，读之令生异感”[59]的风格特点。之所以没有偏向异域冒险小说，是因为他对故事的背景知识有所认识，这其中安特路朗的作用可见一斑。在序言中，周作人依次罗列鄂谟（Homer）所著史诗《伊利阿德》（Iliad）和《阿迭绥》（Odyssey），后史氏欧黎辟提斯（Euripides）和思德息科罗（Stesichorus）的著述，印证了小说系脱胎于史诗的英雄事迹和贤俊逸闻，并非臆造，确有所本。这种现代小说与古老文学形式的关联，也体现了神话作为泰西文学源头对文本从情节到主题的影响。比如阿迭修斯见海伦前遇到三位已故勇士“健影”的阻拦，分别是皮里托奥斯（Pirithous）、忒修斯（Theseus）和大埃阿斯（Aias）。忒修斯是安提卡的英雄，也是雅典国的王，在神话中杀死了包括米诺斯在内的怪物，他与朋友皮里托奥斯为了抢夺还未成婚的海伦，双双死于冥府。大埃阿斯是《伊利亚特》中希腊联军的主将之一，他保卫了英雄阿喀琉斯的尸体，却被奥德修斯夺走了功劳，为此自刎而死。三位英雄分别与海伦和奥德修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朗挑选他们来守护海伦的美，是深谙希腊神话安排人物的规则的。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细部线索提示着周作人，使他对《红星佚史》系一种拟写神话的判断更加自信。也正因此，他将小说的主题叙述成“眷爱、业障、死亡三事” ，并以悲剧的特点——“判而不合，罪恶以生，而为合之期，则又在别一劫波，非人智所能计量”[60] ，来理解故事情节中三角爱情与死亡命运的纠缠。
在翻译朗的英文原序时，周作人用“莫测”翻译romance这一概念，这可能与他对小说内容的把握有很大的关系。且看他对其他文类概念的中西对译：希腊传言/旧传（Greek legend）、载…之事/…之谭（tale）、小说（fiction）、口说（tradition）、事迹（story）、古话（fable）、文章（literature）；以上西方文学概念词汇周作人多以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文类概念去翻译、贴合。相比之下， “莫测”二字多少传达出了内容上传奇之言的色彩，并不能完全被文类所限定。这一认识并没有出现在林译哈葛德的序言中，应当是由周作人自身文学观念促发而成。
三、“新生乙编”的开端
细细分析《红星佚史》的一段译者序言，会发现它与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桚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读泰西之书，当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观新制，适自蔽耳。 [61]
前后有两个论点，其一是文章与教训并不相干，针对的是近世中国以说部教道德的观念；其二是学与文不可混同，并强调“文”之责任只在“能移人情”一端，针对的还是当时“为文辞者”中不重视文学性的现象。无论是与“今日群道”的弊端对举的“泰西诗” ，还是作为“说部”无益于教化的例子的“泰西之书”与“泰西之意” ，两个论点所共有的一个背景，就是“泰西”文学。若与作为“新生甲编”的诸篇文论并置而观， “说部曼衍自诗”、文章与教训的关系、学与文二事、说部属文等序言中的要点，大体可视为1908年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世论文之失》中“文章意义”一节的“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