袈裟|李公明｜一周书记：在碎片中的历史叙事与……想象未来( 三 ) 碎片|袈裟|公明|叙事|郑岩|器物

在基督教视觉文化研究中，有所谓“物质宗教”的新观念，提出从物质研究与视觉研究想结合的方法，探讨艺术史与宗教史的议题。在中国道教研究中，宋代仪礼书所收录的各种法器、文书、符箓之格式图样，以及在仪式中被火化或掩埋的文书、纸钱、符箓和频繁地使用及更新的道幡、道场画，都是引导着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向跨媒介、重器物和多元视角的视觉艺术史研究转化的研究对象，就如英国学者柯律格的由图像与视觉性的关系引申出来的艺术社会史、物质文化史和视觉文化史的综合性研究。
从物质文化、物质观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该书还有可以进一步论述的空间。当讲到佛教造像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雕塑” ，作者强调了它们蕴含着本质性的力量，有着形式与精神的统一，才会对信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这里似乎还可以补充一下讨论佛教的物质观，如柯嘉豪（John Kieschnick ）关于宗教中的物质文化的理论分析和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具体讨论，对于在“庄严具足”观念下的物品与功德的循环支撑的论述。由此再进一步，在谈到破坏佛像运动的时候，除了指出观念性的问题（如“造像是神明的化身，有着自身的生命。基于这类观念，佛像遭破坏，便令信徒们联想到佛的涅槃。 ”）之外，还可以补充论述物质性的、国家掠夺财富的经济学问题，如艾利克（Eric Reinders）在他的论文中论述的，寺庙中的佛像、钟和其他的金属物品被制造成硬币、农业器具和武器，国家经济危机也是破坏佛像的原因之一。（以上柯嘉豪、艾利克的论文见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年）以此来看作者展开了充分而深入论述的造像残块如何被有序地收集、掩埋的历史情景，可能会对物质性有更深的体验。
说到古物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我想起了几位前辈学者：M.I．罗斯托夫采夫、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弗朗西斯·哈斯克尔和陈寅恪，并且感到近年来国内艺术史界的最新发展和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学术成果仍然与他们的卓越学术传统有某种联系。
古典历史学家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在《古代史与古物学家》这篇论文中，莫米利亚诺全面考察了古物学家与历史学家的概念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相互发生联系的演变脉络，他认为“古物学家”可以作为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人文主义典型的概念之一，因为“古物学家将史学从怀疑中救出，尽管他并不写作史学作品。他对原始文件的偏爱，在发现赝品方面的天才，在收集和分类证据方面的技巧，特别是对知识的无限的爱，这些是古物学家对历史学家‘伦理’的贡献” 。（莫米利亚诺《历史学研究》，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1996；王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50页）关于古物学的具体分支和发展趋向，莫米利亚诺在论文中提到了接近神学领域的“神圣古物学”、与罗马公法很难区分的“公共古物学” ，还有“艺术古物学”“文化古物学”“战争古物学”“私人古物学”和“国家古物学”等概念。他还论述了古物学与历史学结合的难点：“一方面要不断压制哲学历史学家的归纳做法中固有的先验态度，另一方面要避免古物学思维对分类和无关细节的钟爱。 ” （47-48页）这种认识不也是同样折射在郑岩对“铁袈裟”的研究态度与方法之中吗？
1926年当莫米利亚诺还是本科生的时候，经老师介绍读了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 1926 ) ，后来他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M.I．罗斯托夫采夫》中开头就说当年读这部著作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本书中用大量图片向我们直接介绍了考古学证据；每张图片的说明文字真正让我们明白可以从看似不起眼的器物上了解到什么。注释同样不同寻常。 ……罗斯托夫采夫让我们兴奋和吃惊的是让古老的事物复活这种在我们看来非凡的天赋。 ” （莫米利亚诺《历史学研究》， 122页）我在1985年读《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中译本（马雍、厉以宁译，商务印书馆， 1985年）时，那种强烈的感受和莫米利亚诺完全一样，现在还特别记得罗斯托夫采夫对《奥古斯都—提贝里攸斯杯》上的人物图像所作的详细分析，最后的结论是“这个杯子明显地证实了提贝里攸斯及其继承者们尽力把他们自己和人们对奥古斯都的尊崇联系起来”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上册， 119页）现在看起来，郑岩笔下的“铁袈裟”不也有点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