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学术快闪︱经典溯源：希伯来经典及其古代译本( 四 ) 抄本|古代|经典|圣经|文本|译本

这些有意为之的改动有时较为细微。我在今年发表的其中一篇外文论文中，就提出以新的线索来分析和理解这种比较细微的译者改动。这篇文章发现，其中一部希腊文译本就运用关键词，将《以斯帖记》3:5所刻画的哈曼的怒气，与《以斯帖记》1:12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怒气串联起来。《以斯帖记》3:5的希腊文A译本在形容哈曼对末底改的怒气时，写道哈曼“怒火中烧”（και? ο?ργη? ε?ξεκαυ?θη ε?ν αυ?τω?）。这个翻译内容没有出现在对应的希伯来文马所拉文本《以斯帖记》3:5之中，但“怒火中烧”这个一模一样的表述出现在《以斯帖记》1:12的希腊文A译本中。这就说明，《以斯帖记》3:5的希腊文A译本借鉴了《以斯帖记》1:12希腊文A译本的字句表述，而《以斯帖记》1:12希腊文A译本与希伯来文马所拉文本的相应部分相互对应。那么，希腊文A译本之译者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字句联系呢？很可能将反派角色哈曼跟波斯皇帝联系起来，能够达到黑化波斯皇帝的一个目的。这就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这种文本间的细微差别也可以例证希腊文译本和希伯来文本之间的差异是译者有意为之的改动。不过，在有些情况下，译者本身的错抄或者改动并不能解释《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文本之间的差异。柳老师等会儿将跟我们讲述更多关于《死海古卷》发现的意义，不过我在此处先解释一下《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译本》之间的联系。
20世纪中叶，《死海古卷》的发现带来了解释《七十士译本》编撰过程的另一种视角。《死海古卷》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这些古卷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文方块字母写就，有的古卷内容和现存的希伯来文马所拉文本很相似，而有些古卷内容更加贴近《七十士译本》所保留的传统，甚至有些还和马所拉文本、《七十士译本》的内容都不一样。举个例子，《出埃及记》1:1-6描述雅各带着他的家人一起来埃及定居。根据马所拉文本，所有家眷的人数加起来是70人，但《七十士译本》所点出的人数却是75人。一般情况下，没有第三个外证的话，我们很难去解释两个文本之间人数上的差别。令人兴奋的是，我们刚好能在《死海古卷》之中为这个例子找到相对应的希伯来文残篇。残篇虽然只留下只言片语，但是部分字句与《出埃及记》第1章有所吻合，上面写的人数是75人。这就证明，《七十士译本》的75人其实是更正确的和更古老的文本传统，而马所拉文本所代表的这个70人的数量可能是后世编撰的整数，或者《七十士译本》使用了另外一个与马所拉文本有所不同的希伯来文母本。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希腊化时期的希伯来经典并不只拥有一种文本类型，就连《出埃及记》当中的一章就有两种或以上的文本类型。文本的流动性、多样性是希腊化时期犹太文献的特色。讨论《七十士译本》编撰过程，就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在死海地区发现和《以斯帖记》相近的古卷。不过，我在暑期完成了一篇论文，主要是通过《以斯帖记》希腊文译本和希伯来文马所拉文本之间的对比，来重构《以斯帖记》希腊文译本背后的希伯来文母本。这篇论文还没有出刊，大家敬请期待。总而言之，希腊化时期的希伯来经典并不只有一种文本类型。
最后，我们来讨论第三个问题：《七十士译本》的早期影响有哪些？既然《七十士译本》所包含的经卷内容和当时的希伯来文抄本有时不尽相同，那么不同的译本或者说不同的文本类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问题同后世对《七十士译本》的态度有关。由于通俗希腊语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通用语言，故吸收了非犹太人的早期基督教徒就把《七十士译本》的经卷作为自己的宗教经典，他们所引用的经句并非是和希伯来文马所拉抄本相近的文本传统，而是出自《七十士译本》。比如，新约《马太福音》的作者，为了证明玛利亚童女怀孕时是处女，就引用了《以赛亚书》7:14讲到处女怀孕生子的内容。他引用的版本就不是希伯来文的马所拉文本，而是《七十士译本》。《马太福音》用的是希腊文单词η? παρθε?νο?“（这，那）处女” ，与《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单词遥相呼应，但马所拉文本用的希伯来文单词是????????? ，意指年轻的女子，即年轻的女子怀孕生子。根据BDB希伯来文辞典，马所拉文本中的这个单词含义较为广泛，既可涵盖处女、年轻女子之意，也可表新婚妇人的意思。《七十士译本》有时将这个希伯来文单词翻译成“处女”（παρθε?νο?），有时又将它翻译为“年轻的女子”（νεα?νι?），所以它可以被翻译成不同的希腊文单词。在《七十士译本》中的《以赛亚书》7:14 ，翻译的就是“处女” ，《马太福音》的作者引用了《七十士译本》的翻译，正好符合《马太福音》对玛利亚怀孕生子的理解。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对早期基督教徒的影响较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