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性|讲演实录 | 法的自主性：神话抑或现实？( 二 ) 陆宇峰|自主性|中国法学会|法

让我们看看比较中西发展的历史背景会有什么发现。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的历史发展叫做“continuation” ，它是持续的，从秦统一到清代，大致的历史进程没有大的变化，一直到清末才有变化。这个背景，我将其称为“道德文明秩序” ，是一以贯之的。
西方就不一样，发生了一种“rupture” ，即从原来轨迹产生的裂变。西方自“文艺复兴”之后经过数次巨大变化，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一系列大革命之后出现了“现代” 。因此“现代”这个概念被用于分析和描述西方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场景之下，才采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表述。中国没有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主要谈西方。
西方的“rupture” ，简言之，是以一种“法律文明秩序”取代“宗教文明秩序”的过程。宗教统治退居其次，法律文明秩序取得重要地位，以理性和科学作为背景，以法律作为制度表现形式，目的在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在西方的法律文明秩序背景下，以康德著作为代表， “启蒙运动”赋予人自主性。大写的“人”出现了， “人”成为享受权利的主体，没有自主性的主体权利便不复存在。这是法的自主性的一个面向。法的自主性的另一个面向则是专业化，最早是教士与医生，后来是法律人，专业性与专业化也与法的自主性密切关联。
这就是大体背景，限于时间就讨论到这里。
其次谈谈法的自主性概念本身。法的自主性的问题是西方法学家和法官们经过数代努力成就的理想。它的基本意思是，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法律都是独立的，不受政治、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法律是客观的、自成体系的知识，它通过严密而富于逻辑性的规则体系和一丝不苟的正当程序，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予以执行。唯其如此，它才能保障正义、主持公道。简言之，在一个制定良好、机制健全的法律制度中，人为的因素是微不足道的，法律是自主的。
刚才陈金钊教授已谈到，这一概念一百多年来成为了指引西方法律发展的理想。这种理想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实现，有没有完全实现的可能性，都需要讨论。
我们的问题是，法的自主性到底是神话，还是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神话，因为它描述的是一种理想；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也是一种现实。
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昂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教授的著作《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他为了批判自由主义法学，专门总结了法律的三阶段——习惯法、官僚法与法律秩序（Autonomy of law—legal order）。在法律秩序中，法的自主性包括四个方面：实质性自治（内容中立客观）；制度性自治（专门机构实施，如司法系统）；职业性自治（律师职业发展）；法律方法自治（法律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如法律推理）。
那这到底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现实呢？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法律职业以及法律思维方法的某种程度的自治基本上都实现了。这就是法的自主性的基本界定。
最后谈谈法的自主性的意义。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法律经历了从神圣化到理性化再到世俗化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法的生命从虚无缥缈的神的怀抱，最终回到了浑浑噩噩的尘世；法的渊源从上帝的旨意转向人类理性，而理性最终又受到经验的挑战。
与此相适应，法学研究的关注也从“法是什么”这样的哲学命题，转向“有没有法”这样的现实需要；从规则中心主义转向法官本位；从相信法的绝对自主转向相信法的开放性。伴随着这种转变，两个紧密相连而又最为困惑的问题始终存在：一是法是否确定，二是法是否自主。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法学研究的必要性。如果法是不确定的，执法和司法就会因人而异，法的面前就不可能人人平等；如果法不是自主的，就势必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摆脱不掉人治的桎梏，有关“法治”的种种议论也就只是神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