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路人的活计和衣着着迷 。 那些荷兰妇女头顶巨大的草帽 ， 平顶和帽檐形如牡蛎 ， 没有装饰 ， 或只有一条丝带环绕帽身 ， 确实像一把小伞那么大 。 汉堡女孩们头戴白色的帽子 ， 阔檐下垂 ， 压褶而笔挺 ， 有长长的垂饰和丝带 。 汉诺威人戴圆边帽 ， 露出整个脸 ， 帽子直立 ， 丝带夸张 。 卖水果的女人戴着大草帽 ， 仿佛倒扣的碗；或把白手帕裹在头上 ， 如同主教的教冠 。 短上衣最普通不过；衬裙和上衣往往是不同的颜色 。 淑女们不戴帽子 ， 服饰五花八门 。
有趣的是 ， 柯尔律治也注意到当地女人的帽子 ， “荷兰女人戴的大伞帽向外伸出半米远” 。 日记中充斥着关于噪音与污染的描写 ， 特别是臭味 ， “一个英国人来到汉堡的第一印象便是这里的污秽和熏天的臭味” 。 汉堡对多萝西的冲击就像《序曲》第七卷写到的伦敦 ， 喧嚣混乱 ， 堪比地狱 。 多萝西也记录物价 ， 认为汉堡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地方 。 虽然伍尔夫通过对比 ， 认为多萝西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相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象 ， 但《汉堡日记》对社会经济的关注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书札》相似 ， 多萝西并非只看风景、不问世事之人 。 在这本日记中 ， 多萝西频繁使用第一人称“我” ， 如一位语言障碍者竭力在异国他乡找寻自己的存在感 。 局外人的目光变得犀利 ， 戈斯拉尔的严寒也使兄妹俩的乡愁日益浓烈 。
1799年5月 ， 兄妹俩终于回到英国 。 圣诞节前夕 ， 他们在湖区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鸽舍” 。 格拉斯米尔三面环山——北面和东面是丹美尔峰、石亚瑟和法菲尔德峰 ， 西面为海尔姆崖和希尔沃峰 ， 从其中任何一座山 ， 尤其是湖泊南端的希尔沃峰和红岸望去 ， 湖水和以钟楼为标志的村庄似组成一幅生动美丽的画卷 （《华兹华斯传》 ， 281页） 。 在群山的环抱中 ， 兄妹俩找到归属感 。 华兹华斯写下长诗《家在格拉斯米尔》（ Home at Grasmere）,其中一段献给多萝西的诗文感人至深：
我的目光从未
停留于美好的事物 ， 我的心
也从未陶醉于快乐的念想 ，
但此刻我与她共享这珍爱之家 ，
她就在我身旁或者不远处 ，
无论我的脚步转向何方 ，
她的声音如隐蔽的小鸟歌唱；
想起她 ， 就像想起一道光 ，
一种无形的陪伴 ， 一缕
不假风力而弥散的芬芳 。
文章图片
选自Mick Manning and Brita Granstro?m, The Wordsworths, London, 2020
文章图片
约翰·怀特·阿伯特（John White Abbot ， 1763-1851） ， 格拉斯米尔和海尔姆崖 ， 1812 。
1800年5月14日午饭后 ， 哥哥动身前往约克郡 。 多萝西一路相送至洛伍德 ， “心情激动 ， 和威廉吻别时 ， 竟说不出话来” ， 在湖边的大石头上“大哭一场之后 ， 心情平复” 。 回到家中 ， 多萝西便开始写《格拉斯米尔日记》（ The Grasmere Journal） ， 目的是“为了愉悦哥哥” 。 我们再次看到多萝西为了亲友才拿起笔 ， 是为了爱的劳作 。 日记写于1800年至1803年间（其中也呈现了1802年10月华兹华斯与玛丽结婚后岁月） ， 共有四个日记本 。 本子为兄妹共用 ， 里面有哥哥的大量诗文 。 这些日记讲述自立自足的安家生活 ， 描绘纯美的湖光山色 ， 揭露战时生计的艰辛 ， 也讴歌当地淳朴的村民 ， 其中呈现的“人居的风景”（peopled landscape）是多萝西风景书写的重要特点 ， 也对哥哥产生影响 ， 比如华兹华斯的《黄昏漫步》 ， 最初只是简单的地域描写诗 ， 在多萝西的批评下 ， 他才加入了人的因素 ， 其中一个片段成为后来著名的《废毁的茅舍》 （《兄妹》 ， 28页） 。 《格拉斯米尔日记》中也记录了多萝西与邻居们的往来 ， 流露出她的友善和温暖 。 与哥哥带给人们的孤高印象不同 ， 多萝西让我们觉得 ， “有时候 ， 交际比独处更好”——反写华兹华斯喜爱的弥尔顿诗句“Solitude sometimes is the best socie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