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普/什么是“现代性”？( 三 ) |启蒙运动|哈贝马斯

作为上述知识观的延伸，理性主义在科学领域确立起这样的观念：存在着普遍的、永恒的自然与社会规律，任何科学的目的都是要把握这类普遍的规律；存在着真实不变的、普遍的客观价值，它们对一切人、一切地方和一切时代来说都是正确的，这些价值至少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实现的。这种有关把握规律的观念，一方面有助于引导人们关注对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膨胀了一种「理性万能」的观念，导致了理性的盲目乐观与僭越，试图对未来社会的秩序与模式进行人为的设计。
深究下去，有关「理性」能力如何的主张乃是寻求从根本上把握人性的努力，这一努力从休谟的《人性论》这一著作的题名中可以体会出。休谟认定「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而这一科学的「首都或心脏」，又是「人性本身」。人性的设定为启蒙哲学提供了一块基石。
【|哲普/什么是“现代性”？】然而，对于一些哲学家而言，他们基于古代的自然法学说而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存在着一种恒定不变的人性。人之所以为人，正是由这一人性所决定的。尽管时代与地域可以有所不同，显示出其多样性，但人性却是永恒的。就像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使我们得以解释自然现象一样，对人性的把握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人的精神与文化现象。
不论是知识观、真理观还是人性论，总之它们都属于一元论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是与当时所具有的唯一的逻辑形态——形式逻辑相适应的。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是同一律：A＝A 。凡违背这一规律的，皆被视为矛盾而要予以排除，因为矛盾意味着错误，因此是不允许的。
随着18世纪启蒙运动的推进，哲学家们对理性的实质与作用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集中体现在康德与黑格尔那里。我们先来看康德。如所周知，康德写下了著名的三大批判以及其他论著，系统地对理性的能力与作用进行了思考，使理性与现代性有了明确的关联，成为现代性的基本构成要素，这集中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理性的运用是启蒙发生的前提，而启蒙则是现代性产生的先决条件。在康德看来，启蒙的目的是使人摆脱其思想的不成熟状态，而所谓的「不成熟状态」则是指如果不经别人的引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也就是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而要进行启蒙，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其次，理性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从认识上说，这一方面表现在统觉的「我思」是一切认识的最高条件，它是对感性质料进行综合的最高根据，另一方面表现在经验认识的规则先天地在于理性自身中，也就是说，理性自身能够提供有关经验判断的系统规则或原理，正是依据这些原理有关现象世界的科学认识才得以可能。此即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或曰他的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道德伦理上说，一方面实践理性的本源根据作用表现在它能够提供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并以此作为人的道德责任，使之在道德判断与行为上实现自律，另一方面这一道德律令提供了一种善恶的价值标准，符合这一道德法则的动机及其行为就是善的，否则是恶的。这里，不论是作为认识的还是道德的最高根据条件，总之理性都具有至上性。
继康德之后，黑格尔把理性概念推向最高峰。首先，他以展示一种从意识、自我意识再到理性的「精神现象学」的方式，来证明理性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其次，他进而把这种理性的精神发展史，以先后相继的方式展现为一个严格的概念体系，并证明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逻辑。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他为事物建立了一个理性标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标准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韦伯那里，「合理性」成为衡量现代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的进步性的标准，「理性化」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