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普/什么是“现代性”？( 六 ) |启蒙运动|哈贝马斯

除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个人主义之外，启蒙的自由主义还涵括了政治与社会哲学中的广泛内容，包括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以及民主、法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为实现上述价值而必需的手段。自由主义的这些思想，为西方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制度设计所需的理论指导，并由此形成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对于上述的自由主义所关涉的诸种价值及其实现的诸种手段而言，「自由」乃是其核心的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民主、法治与权力的制衡等，都是为实现「自由」的目的而服务的。比如洛克就认为，在自由、生命和财产这三者中，自由是本质，人的一切权利都不过是自由的体现。启蒙的自由主义者所说的自由主要是个人在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由。霍布斯所提出的定义：「自由这个词语，按照其确切的意义来说，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被看作是有关自由概念的「经典陈述」。这种「外界障碍」，在根本上是政治方面的「权力」，这意味着，自由本质上就是不受权力控制的。
而卢梭则在这一问题上思考得更深，他的著名的问题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包括处于强制性的法律的约束中，因此他试图加以解决的难题是，人如何在遵守强制性的法律的同时，又能够不失去自己的自由。卢梭用「公意」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他设想人们制定某种社会公约，结合为某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由于公约是大家共同制定的，因此服从这一公约乃是在服从公共意志，因此也就等于服从自己。这样，如果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社会全体就要强迫他来服从，亦即强迫他自由。卢梭的这种自由观，在伯林所作出的「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的区分中，被划归「积极自由」的范畴。所谓「积极的自由」，伯林指的是「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的自由」，也就是说，这种自由是通过理性的自我主导、自我控制与自我实现来获得的。
对于这种自由的主体来说，他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意味着假如遇到障碍的话，那么他就要清除阻碍其意志的障碍，不管这些障碍是什么，不论它们来自自然、主体的未被控制的激情、非理性的制度或其他人的对立的意志或行为等等的反抗。一言以蔽之，伯林称这种「积极自由」的学说是积极的、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学说。将这种学说的逻辑推演下去，对于自然，积极的自由主义者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加以改造，但对于顽抗他的自由意志的人类将如何处置呢？如果可能的话，他也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同样将障碍加以扫除，哪怕这样的扫除活动含有暴力、残酷、对别人的奴役，可能也会在所不惜；特别是，当这种自由的主体由个人而膨胀成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阶级或民族的话，「积极自由」的学说会将导致极权、专制的结果。因此，伯林认为，「积极自由」乃是当代许多民族主义者、极权主义者等的信条，而这种积极自由也便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焦点之一。
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那里，来看看自由在现代性中所具有的根本价值。康德明确宣称：「人类理性的立法（哲学）有两大目标，即自然和自由。」这里的「自由」，指的是道德的自由。作为对道德进行形而上学思考的哲学家，康德所论述的自由，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着重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不同，他的「自由」概念是「形而上」层面的，也就是进入到对「人是什么」，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的思考。他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人是目的」。人格的价值与尊严，在于它在道德上是自律的，即自己为所要遵守的道德立法，并服从自己所颁布、确立的这些道德法则；而不是他律的，即被外在的感性欲望所左右。更进一步说，道德之所以能够是自律的，是由于作为道德的主体，人具有自由意志。「自由」与自然的因果决定论不同，后者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原因决定结果这种机械的因果关系，例如天下雨了，地就必然湿，「地湿」是「天下雨」这一原因的必然结果。而「自由」则是能够自发地开始一个原因的系列，也就是说，它是自我决定的，自己是自身行为的原因，可以不受其他条件的左右。通俗地说，就是我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决定，作出选择，比如，我现在可以选择去教室自修，也可以选择去图书馆，甚至可以选择去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