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普/什么是“现代性”？( 四 ) |启蒙运动|哈贝马斯

韦伯把「理性主义」视为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东西，把「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作为当务之急的一个目标。在德国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下，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突出了两个概念——「理性」与「理性化」，前者在他那里演化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这一对立、冲突的概念，后者则成为他用来描述、刻画与评判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行为规范的特定概念。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在韦伯的这种分析中，表现为一个全面理性化的过程，而理性化也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精神」，亦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经济行为方面，这种理性化表现为精确计算投资与收益之比的「簿记方法」；在政治行为方面，表现为行政管理上的科层化、制度化；在法律行为方面，表现为司法过程的程序化；在文化行为方面，表现为世界的「祛魅」过程，即世俗化过程。
然而，这种「形式」方面的行为合理性，造成的结果只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即运用某种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不顾及行为在「内容」上的合理性，即它所应有的道德价值考虑。然而社会本应以「公正」「善」等价值为指归，因此现代社会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方面发生了分裂，这不仅意味着形式合理性所蕴含的「工具理性」成为纯粹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且意味着形式合理性已走向理性的反面，成为一种非理性的东西。西方的现代性由此蕴含着内在的冲突。韦伯这方面的分析、特别是他所运用的「工具理性」与「理性化」这两个概念，比较深刻地把握了西方现代性的特征与问题，因此，这成为有关现代社会分析的经典学说，构成后现代主义产生之前的有关现代性解释的基本概念系统与分析框架。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与现代性的形成，循此被解释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他的「工具理性」的论说，则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用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性的弊病的一个主要符号，从而成为他们进行「技术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概念根据与话语源泉。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到马尔库塞的发达工业社会的研究，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莫不如此。
启蒙的科学观
与启蒙时期的知识观、真理观相伴随，启蒙也发展出了一套新的科学观念。不过这种观念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变化，即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演绎型的方法论，转变到以牛顿、洛克为代表的经验型的方法论。之所以有这两种方法的区别与转变，是由于这两种方法论的倡导者分别信奉的是不同的科学模式。对于演绎型的方法论者而言，他们以数学、尤其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为楷模，认定理想的科学方法是从某些作为前提的普遍性的公理、原理中演绎出个别性的结论。笛卡尔、莱布尼茨等认为，由这样的推论中得出来的真理是具有必然性的，其思维过程是从普遍到个别。而对于经验性的方法论者来说，他们主张一切认识都是从观察、从个别性的知觉出发，经过试验等环节，最终形成普遍性的经验。
从伽利略开始，物理学的研究走上了一条从观察出发，提出假设，并通过试验等手段来检验假设的正确之途。这一方法的要义在于，它反对单纯的构造「假设」，仅仅通过头脑中的构想来臆测事物。牛顿说，一切并非由现象中推论得到的东西，均属「设定」，不问其为玄学的、物理学的或力学的等等，都不能用于实验物理学之中。这里，牛顿明确反对制造「假设」，亦即制造那些形而上学的、不能证明的假设，而且他从来不发表不能用观测或试验证明的学说。需要说明的是，牛顿使用的「假设」一词，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的「假说」不同，它指的是用来记述某些表示「神秘的质」的术语，而对于这些「神秘的质」，我们甚至连测量它们的程序都还没有找到。相反，对于牛顿而言，正确的科学方法应当是，在对现象的仔细观察的基础上，「特殊命题从现象中推出，然后通过归纳使之成为普遍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