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千年宝藏，多元历史：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和其故事( 七 ) 历史|东博|中国|宝藏|千年|日本

南宋《潇湘卧游图卷》(局部)
1923年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经济恶化。 1932年，这一中国书画爱好圈的领首犬养毅惨遭暗杀，军国主义席卷了全社会，中国书画热也日渐衰落。在此时期最重要的收藏还是《潇湘卧游图卷》，该作曾是乾隆帝所喜爱的“四美具”之一。该作具有南宋画作特有的淡雅墨色，空灵透明，可谓同牧溪(法常)这类禅宗绘画一脉相承，是一件极其重要的画作。著名美术商、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1858—1938)回顾说道，他在北京结识了陈宝琛、郭葆昌等多位清廷高官，购入了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潇湘卧游图卷》等杰作，后来将其中两件卖给了日本实业家、政治家、书法家菊池晋(惺堂， 1867—1935) 。内藤湖南在题跋中写到，关东大地震时，菊池家遭受火灾，他奋力抢救出《寒食帖》和《潇湘卧游图卷》。在20世纪初日本中国书画收藏热圈内的最后一位收藏家，当数高岛菊次郎先生(1875—1969) ，他曾担任王子制纸社长等职，号槐安。他的收藏于1965年捐给东京国立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积极购买中国书画的皆为民间爱好者，不像20世纪30年代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等，由博物馆出资购买中国文物，日本的国立博物馆首先要保护日本国内传下来的文化财产，已竭尽全力，没有余力购买这些新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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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室博物馆旧馆(关东地震损毁 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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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本馆(建筑悬赏设计图集，渡边仁原案)1938年竣工
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使用了约四十年的博物馆建筑严重受损，后通过全国募捐， 1938年落成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复兴本馆” 。 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在此我们不得不谈谈战时与博物馆的问题。大地震以前，东京帝室博物馆除了主馆的日本历史、考古展厅之外，天然部(自然史)展厅，主馆前面还有一个叫作“战利品陈列所”的展厅，陈列内容并非我们想象的金银财宝，大部分是日本军人在东南亚地区所收集的民具、日常用品、草木标本等，当时的陈列脉络跟现在完全不同。在二战时，那些陈列品是为了夸示帝国的荣光而展示的，这是无疑的事实，从今日的视角来看都是错误的展览方式。展览就是记述历史的一个方法，即便是同一物品也可以被赋予任意脉络的历史观，我们需要反复思考何为博物馆的崇高使命。 1941年日本向美国开战，因战局紧迫，在八万多件馆藏品中，法隆寺献纳宝物等重要美术藏品约六万件，开始疏散到奈良、福岛和岩手县等的地方库房，馆员也一起押运，并居住在那里保护文物。美军空袭烧毁了全国的主要城市， 1945年3月10日博物馆开始闭馆。战败后，京都、奈良和上野公园一带(包括东京大学)幸免于难，文物逐渐被运回上野，终于翻开了博物馆新生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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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室博物馆复兴翼赞会醵金者芳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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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帝室博物馆文物疏散(1945年，京都桑田郡弓削村)
战败后的昭和二十二年(1947) ，帝室博物馆改称为国立博物馆，由宫内省转为文部省管辖。这意味着，博物馆事业并非为了国家服务，而成为民主国家教育的机构，收藏品也并非天皇家的财产，而成为属于全世界艺术爱好者的共同财产。在这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兴本馆建立之后，博物馆开始录用大学相关学科(如开创于1914年的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讲座)毕业的研究员。在20世纪30年代留学中国或赴中国调查的学员，如西川宁(中国书法史， 1902— 1989)、杉村勇造(中国美术史， 1900—1978)、小山富士夫(中国陶瓷史， 1900—1975)等人陆续归国，进入东博工作，奠基了东博战后中国学的坚固基础。比他们年少一代的年轻学者是面临全国学生征兵的世代，如铃木敬(中国绘画史， 1920—2007) ，在大学念了两年书之后于1944年被征兵，赴华南地区服兵役后， 1946年复员后归乡耕田， 1949年才被国立博物馆雇用，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日本军国帝国主义阻碍了国内人文学科的发展， 20世纪30至40年代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变少。战后在昭和三十九年(1964) ，法隆寺宝物馆开设，昭和四十三年(1968)开设由谷口吉郎(1904—1979)设计的“东洋美术”主题馆“东洋馆” ，这给年轻学者提供了研究亚洲美术的新的契机和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