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书非借不能读也？关于“借书”的历史( 三 ) |曹溶|借书还书

但藏书家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出借之后，除了害怕不还，其他风险简直也是无处不在。就如曹溶所言：“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 ”（曹溶《流通古书约》）
为了不让友朋及外人知晓自己的藏书，各路藏书家都绞尽脑汁。那些吝啬的高手，非但秘不示人，更彻底的做法是连自己的藏书目录亦不入。据说钱牧斋先生的绛云楼，聚书甚富，世间孤本极多，但《绛云楼书目》中“所载宋元本，皆是中乘，绝佳之品，则并书目亦不存。 ”此真达致“藏”书之化境矣。但后来绛云楼失火，秘籍葬身火海，后人却不知其名，只有钱牧斋拿出在读的几部书免遭厄运。后人为他惋惜，要是他愿意借书出去，或许还能多留下几本， “可见书有因借而保存者，不借反而损毁者” 。（走火：《汝南漫谈·借书》，《东方日报》， 1942年8月18日）
书之存在价值即是让人阅读，书不外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不借不如不藏”（梁鼎芬《丰湖藏书四约》），藏书何用？
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曹溶《流通古书约》）
藏书家的抠门，有时候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急于看书的人有时也会使用非常规手段。归有光向一位名叫魏八的藏书家借阅《东坡易传》不得，遂向自己学生王子敬写信抱怨，大骂“此君殊俗恶” ，大概这位学生做了官，有权势，归有光希望学生代为借书，所以魏八“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 。归有光文章做得好，但在书瘾支配下仗势借书，确实也不太地道， “有书癖者有时巧取豪夺均有所不惜，惟微悖于义。 ”（颠公：《挟科道势力借书》，《文艺杂志》， 1914年第3期）
藏书家的吝啬有时竟会引来借书人的报复。志人小说《泽山杂记》中记载了一位叫景清的读书人，就捉弄了一番那位不愿借书给自己的小气同学：
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 ”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 ”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
这招既准又狠，打中了藏书家的七寸。藏书家们的痴情都花在了收藏上，哪还有闲情去阅读呢。
“共书”主义精神
当然，也有喜欢主动借书出去的人。最慷慨的藏书家莫如法国的若望·格罗利叶（1479-1565），此君曾任法国财政部长，藏书丰富且精美，所藏图书都经过他亲自装帧设计。他视借书给人为无上喜悦，所藏书上都用金字印着：“若望·格罗利叶和他的朋友所有。 ”（高明《爱书·借书和偷书》）实在有着“共书”主义的精神。
但对多数的藏书者来说，一旦出借，大半还是要后悔的。民国时期有一枚压角章这么写：
借书本是功德事，借也如何，不也如何。借去还来，能值几何？谁不乐？借去不还直同窃，烦恼多！再来不借休怨我，我也无奈何！（《借书戒》，《导光》， 1933年第1卷第7期）
不知背后牵涉到了多少悲伤的故事，写尽了藏书人的纠结和无奈！
所谓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宋濂借书来，马上抄录， “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颜之推还建议，借书后如发现书籍有所损坏，最好能加以修补：“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颜氏家训》）这些言行真可入《借书者的职业伦理手册》，人手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