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我读︱1959年美苏之间的“芭蕾外交”( 四 ) |莫斯科大剧院|苏联_时政|美国

【美苏|我读︱1959年美苏之间的“芭蕾外交”】总的来说，美苏双方对芭蕾艺术以及巡演反响的认识和解读是不同的：苏联认为对舞团的赞美是对苏联国家的认同和赞美；而美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只是从表演层面欣赏，而没有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可。由于美苏双方的不同认识，这项文化外交的努力只能取得部分的成功，并没有为长期的意识形态胜利打下基础。对此，布莱克认为麦克丹尼尔的观察是有效的，只是限于多次重复强调而缺乏更为有力的说明。
另外，作者也关注到舞团巡演期间的国际局势变化，不过巡演并没有给在柏林危机僵持的双方带来很大的缓和。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而言，接待舞团巡演并不是白宫的题中之义，美国政府的重心仍然落在由传统外交和军事危机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上。因此，比起文化交流等形式，苏联以军事和传统外交手段扩张共产主义，才是美国首要关心的问题。
麦克丹尼尔还观察到，虽然舞团巡演在美国取得的效果不达预期，但在苏联内部的宣传似乎是成功的。苏联媒体报道巡演在美取得巨大成功，传达出已然达到展示苏联优越性的信号。对于普通苏联公民而言，这些报告旨在培养他们对国家成就的自豪感。另外，苏联媒体为使政府免受动机不纯的攻击，基本上只提供正面报道，表现苏联努力通过文化交流促进与美关系改善的形象；这些做法维持了公众对这次访问抱有善意意图的印象。因此，芭蕾舞团作为宣传武器的效用对于苏联人似乎是更明显的。
苏联在国内奏效的策略不一定在国外也卓有成效。尽管巡演取得的效力不及预期，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观看者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淡化并没有妨碍意识形态的攻势。作者认为这次巡回演出的剧目不仅是为传达善意的姿态，更是让美国人反复接触苏联理念的尝试：表面上借用艺术的手段弥合双方分歧，实际上则把芭蕾作为持续有效的冷战武器，帮助苏联扩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因此，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政治关系的解冻，这支持了“苏联不把文化交流看作是促进国际关系缓和的手段”的观点。这一结论表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并没有放松，苏联意图不在于从政治上缓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而是致力于减弱美国人的反共立场，加速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取得胜利的进展。（pp. 212）
对此，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苏联在美苏争霸中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芭蕾舞团巡演更有可能是苏联释放缓和信号和彰显自身文化优势的手段。其中固然包含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传达，但首要目标不一定就是追求文化上的进攻。麦克丹尼尔为我们提供的分析思路契合了西方对苏联的主流认识，但具体到本次舞团巡演，可能需要对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苏联高层决策有更为深入的考察，才能对这次巡演有更准确的把握。另外，若研究涉及到以目的作为定性分析的主要依据，需要对对象国方面的原始材料作更全面的考察，以避过度解读之嫌。
作为观察俄罗斯的窗口，作者对后苏联时代的文化外交同样做了延伸性的考察。艺术与政治的交织也出现在有关俄罗斯官方文化政策的出版物中。文化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形成完整统一的俄罗斯公民——既是俄国文明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又是当今创新发展的开创者。
艺术作为外交工具的效用
本书的亮点之一在于，麦克丹尼尔对艺术作为外交工具的深入分析建立在了解艺术这一角色的基础之上，解释了为何艺术能够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之一，并被政策设计者赋予意识形态宣传的重任，以及为何文化外交在对象国社会中收效不达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