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八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戊戌年间的文人士大夫，到了民国初年，当更为新潮的第一代知识人出现之后，成为了半新半旧的“旧派中的新派” 。有意思的是，作为“新派中的旧派” ，学衡派知识人在精神气质上与“旧派中的新派”格格不入，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读书人。简单地说，学衡派继续湘乡、南皮的官僚士大夫传统，成为了“新派士大夫” ，知识是新的，但精神气质依然是士大夫的；而在民国初年曾经争夺过话语霸权的两代启蒙者，反而是属于同一类型，都是具有浪漫文人气质的知识人，只是康梁这一代是文人士大夫，而陈独秀、胡适这一代是文人知识人。
对于这两个不同的精神脉络，陈寅恪在谈到晚清变法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苦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 ……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陈寅恪提到的先祖是湖南巡抚陈宝箴，虽然他在戊戌维新年间扶植维新派在长沙办时务学堂，但与后者并不属于同一路人，对康有为搞的儒学新教革命是有保留的。陈宝箴承继的是咸丰同治年间官僚士大夫的变革路线，与文人士大夫的浪漫而激进的变法大异其趣。不仅如此，他们各自的学术传统也迥然有别，不仅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对立，而且在义理层面的精神世界，曾国藩、张之洞、陈宝箴是正统的理学传统，而康梁更偏向王阳明的心学传统。
学衡派知识人自命继承的是从理学到曾国藩、张之洞的理学士大夫淳厚之风，即陈寅恪所说的“咸丰同治”、“湘乡南皮”之遗风。陈寅恪对两宋理学的评价甚高：“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 ……以其为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在吾国哲学史上尤不可不纪” 。他在1919年与吴宓的著名交谈中，明确地说：“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 ，其功之不可没” 。从朱熹的两宋理学到晚清的湘乡南皮，学衡派继承的是正统的理学传统，只是到了民国，他们不像传统的官僚士大夫那样固守庙堂，而是中经沈曾植、王国维的过渡，转向了学院的象牙塔，成为纯然的学人，从官僚士大夫变为学院知识人，但精神气质依然是理学知识人。
与曾国藩、张之洞到陈寅恪、吴宓这一理学士大夫脉络平行的，乃是另一路阳明心学的文人士大夫路线。从龚自珍到康梁，之前的研究多注意其学术上的今文经学的革命传统，其实，还另有一条心学的暗线。龚自珍以“自我”为本体的惊骇之论，已经跨越了阳明心学最后一道“天理”的界限，足足领先了一个时代，到戊戌时期演化为康梁一代文人士大夫致力于“六经注我”、发动儒学的新教革命的内在精神动力。康有为的教主性格中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既是精神的，又是物欲的，与晚明的精神解放与自然人性思想潮流一脉相传。而谭嗣同激进的仁学，将个人意志中的“心力” ，作为世界的大本大源，用“心力”对抗“天命” 。而五四激进的启蒙者，从陈独秀到鲁迅，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是尼采与王明学的融合，充满了崇拜自我的创造力、浪漫主义的破坏精神和宗教气质的实践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