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名著$他们翻译了汉译名著｜几代学人的心血( 二 )

讲到汉译世界名著的意义时，洪汉鼎特别强调译者的贡献，他说：“现在有些人不愿意翻译，因为它不算科研成果，这对于年轻学者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如果你翻译一部富有影响的世界经典著作，往往其意义远超出你自己的研究之外。”讲到这里，洪汉鼎回忆起他当时翻译《真理与方法》的情景，他说当时有些人就建议他利用这几年在德国的研究写一部关于德国哲学的专著，“尽管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我想，须知西方哲学发展至今，其内容之广泛和其意义之深奥，实非我们仅以几年时间写出的一部学术专著所能涵盖的。与其写一部阐述自己尚未有成熟看法的专著，还不如译介一部有影响的经典著作对我国读者来说更为重要一些。”洪汉鼎收入汉译系列的除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外，还有《斯宾诺莎书信集》等，至今，这两本译著的各种分科本、珍藏本、珍藏本纪念版，足可摆满一大桌子。尤其是洪译《真理与方法》，在国内哲学、文学、法学、历史、艺术以及宗教诸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影响颇大，成为一部重要的经典。
《斯宾诺莎书文集第5卷：书信集》：斯宾诺莎的书信对于理解他的哲学思想极为重要，他重要的哲学著作《伦理学》使用了几何语言，为了更加明确理解他的意思不得不借助他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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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界，洪汉鼎的名字几乎是和斯宾诺莎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他就跟着贺麟先生学习斯宾诺莎。贺麟先生指导他读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知性改进论》原著，这段时期成为洪汉鼎早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贺麟早年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时，曾为翻译工作确定两项原则：不仅翻译原文，而且原文里所有的引文都要加注（甚至有时候注的比重会超过原文），另外，每本译著都必须写译序。洪汉鼎谨记老师的原则。翻译时，虽然是从英文翻译，但同时还参考德文版本，阅读斯宾诺莎的传记。
翻译必须与研究并重——这是去年洪汉鼎在一次西方哲学年会上提出来的观点。“没有翻译来搞西方哲学研究，那就是天马行空，只有做了翻译你才能深入西方哲学的精髓，才能对它有所吸收和批判”。
摘自中华读书报 2019-12-24
洪汉鼎：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2.蓝琪：《草原帝国》出版后84岁的老先生激动得像个孩子蓝琪（居中者）参加商务印书馆“走进神秘的中亚”直播中
2021年9月17日晚7点，商务印书馆“走进神秘的中亚”专题直播准时开始。这是继荣新江首讲之后这个系列的第二期，主讲嘉宾是远道而来的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蓝琪。镜头前的蓝琪略显拘谨，讲座间隙，她时不时地往上挪开鼻梁上的眼镜，看一眼手上的提纲讲稿，再抬头继续发挥。在聚光灯的照射下，透过镜片的反光，观众最先感受到的是她眼里那闪烁的光芒，一颦一闪间隐现着智性的优雅。讲座临近尾声时，她一再地对着屏幕前的观众说“抱歉”，因为十多年远离课堂，对讲课早已生疏，她怕讲得不好，让听众失望。但实际上，在一开头短暂的局促之后，一谈到中亚研究，这位74岁的老人渐入佳境，侃侃而谈，神采飞扬。
1983年，在中学教了10年英语后，35岁的蓝琪考进贵州师大读研究生，师从中亚史专家项英杰。
《草原帝国》：一部阐述草原游牧民族兴衰的著作。《草原帝国》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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