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读史记嫪毐的封地在哪里( 六 ) _辛德勇读史记嫪毐的封地在哪

“纪年”、“正朔” ，就是最重要的政治标志，而在民间传播的书中，以“张楚”纪年，无疑说明当时的大众观念中，秦始皇驾崩前的秦朝仍是“天下正统”，而秦始皇驾崩之后，已经进入“张楚”为天下正统的新时代，“秦二世”虽名为皇帝，不过是与“张楚”对峙的一国罢了。
田余庆先生在《说张楚》中还提及：
《史记》立月表记秦末事，不名曰“秦汉之际月表”，而名曰“秦楚之际月表” ，说明司马迁明确地意识到楚在秦末历史中具有独特地位。
《史记》中的月表系年未用张楚而用楚义帝，是以义帝代表楚；《史记》中的本纪不立陈胜而立项羽，是以项羽代表楚。与帛书比较，《史记》尊楚虽旧，但张楚陈胜的地位却被义帝、项羽取代了。《史记》以陈胜入世家，比帛书书法降了一等。
历代史家对《史记》立《陈涉世家》事，议论甚多，但都难于说透其中的道理。因为，若是如司马迁所说尊重亡秦首事，则张楚之功不在项羽之下，虽立《陈王本纪》亦无不可；若从陈胜不继世而亡言之，比诸侯立为世家也不合适，入列传就可以了，又何必立世家呢？
田余庆先生认为这是《史记》的瑕疵，“书法于此确有缺陷，不惬人意而已” 。
不过，辛德勇教授在《马王堆帛书“张楚”注记与《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之尊汉、尊楚问题》（《出土文献》第六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编，中西书局，2015年4月出版）一文中指出，《五星占》等帛书干支表中的“张楚”字样，实为当时的作者添加的“注记”，也就是这一年出现重要事件的“注释” ，没有秦二世纪年而由秦始皇纪年代之，也是作者为了便于编年，而非政治立场，不存在什么“尊楚”、“尊汉”的初衷，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矛盾”则不能称其为矛盾。

尤其是指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的“太史公曰”另有深意：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翻译过来就是，太史公个人意见：发难于陈胜；灭秦依赖于项氏，不只是项羽，还包括之前的项梁；最后是“汉家”平定海内。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也就是三次“转移”，自古以来，没有受命立朝如此迅速的。
另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五年之间，号令三嬗”与“八年之间，天下三嬗” ，正是辛德勇教授着重讨论的问题，他指出“三嬗”实为“变化三次”，也就由秦至义帝之楚，义帝之楚至项氏之楚，项氏之楚再至刘氏之汉，四家更替三次，是为“三嬗” 。
这个解释，如果仅就《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纪年来看，完全正确，也应该符合太史公的初衷，属于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纪年的“严谨”编排。
问题是，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的“严谨解释”不等于在西汉初年的“解释” ，尤其是西汉初年本身就对诸多“合法性议题”陷于自相矛盾境地的情况下，比如汉初的“水德”推定，乃至于汉初的服色设定，“水德王”却为“外黑内赤”，旗帜仍旧尚赤， “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