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卷|翻译家杨自伍：青灯黄卷旦复旦，二十五年“磨”一书( 二 ) 比较文学|八卷|批评|译文|杨岂

提起老一辈的翻译家，杨自伍先生充满了敬意。现在社会风气浮躁，优秀翻译人才相对缺失，他表示忧虑。他指出，如果倒回去十五年，上海可以举出十余位翻译名家，而现在屈指可数。他觉得像老一辈翻译家如孙家晋、方平、吴劳诸位，都在他翻译《批评史》的过程中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这让他更感到了肩头的责任，不能辜负他们的关爱和期望。杨自伍常常以贞观之治一代名臣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的“克终”二字勉励自己，要在漫长的翻译岁月中“克服终止” 。其中语云“非知之难，行之为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 ，他引为座右铭。支持杨先生历时二十五年，翻译修订完三百五十万字的《批评史》的，乃是对待学问的虔诚奉献态度，他说；“唯有笃守虔诚的奉献态度，才有可能接近你的终极目标，我现在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 ”对杨先生来说，从二十多岁开始翻译《批评史》，时至今年完成整套书的修订，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从事的并不只是一份简单的翻译工作，在职场和事业之间，他的学术兴趣比较广阔，长期的躬身践行体现了一种追求学术的信仰。
译注多达三十五万字
杨自伍最初的兴趣并不在文学理论上，而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八十年代初，他在当时外国文学译介期刊的重镇《外国文艺》上陆续发表了多篇译作，得到了老一辈翻译家方平、吴劳先生的肯定，这对二十多岁、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是件很受鼓舞的事情。他原本是想在文学作品翻译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好，但是1984年，接手《批评史》的翻译，改变了他的翻译道路和兴趣。
刚开始的时候，他感到翻译文学理论是件枯燥的活儿，远不如翻译文学作品那么有趣。为了《批评史》的翻译，他当时几乎把坊间能买到的西方文论类的书都看了个遍，不仅如此，还研读了中国古典文论的书籍。然而，这还是不够的。翻译《近代文学批评史》对译者的学识来说是个莫大的考验，在文学批评史的领域里，韦勒克堪称是二十世纪比较文学专家当中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他耗费后半生精力铸就的这部《批评史》，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文学批评领域的翘楚，囊括英、美、法、德、俄、意、西班牙七国文学，时间跨度长达两个世纪，涉及的西方批评著作可谓浩如烟海，翻译难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杨自伍先生告诉我们，三百五十万字的译著，译注超过三十万字，而这些注释都是他坚持查阅典书和各种资料，点点滴滴爬梳出来的。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某个情节，就需要到小说中去找出来这个情节出自哪一章。在《批评史》的第一到第四卷中，许多典故都是无出处的，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典故对于西方的读者应该是常识，但是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往往还是比较生僻的典故。更有甚者，还有一些知识点在一般百科全书中都找不到，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二十世纪初叶介绍俄罗斯文学时涉及的问题。这些核查资料的工作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光《牛津大字典》他就先后购置了两个版本，日日俯首缩印本的《牛津大字典》上查考资料，也使得他的视力下降了许多。
回顾二十多年的翻译生涯，杨自伍先生放弃了很多。他的女儿说他不是很称职的父亲。经年累月的学术翻译耗费了他的余暇和精力，他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多年的余暇都放在翻译上，甚至过年时也只抽出一天陪家人。有人曾戏称他是一个古人，常年闭门译书，鲜少与外界联系，一年中去不了市中心几次。青灯黄卷，精益求精，几乎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倾注于这套比较文学巨著的翻译上。在介绍翻译英美文化方面，他主编的几套书都得到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