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卷|翻译家杨自伍：青灯黄卷旦复旦，二十五年“磨”一书( 三 ) 比较文学|八卷|批评|译文|杨岂

其实，在《批评史》刚出第一卷的时候，他因钟情文学翻译而向出版社建议组织人马，合作翻译，集合多人力量早点把这套书翻译出来。但是出版社为了保证译稿的质量，还是坚持由杨自伍先生一人完成。
回首往事，杨自伍先生十分感谢译文社几届领导对他始终不渝的支持。在九十年代，《批评史》的前三卷陆续出版，在编辑第四卷的时候，我国已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当时国内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兴起，出版社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而像《批评史》这样的“高精”产品属于曲高和寡， “叫好不叫座”之类。但是译文社的领导却认为一个出版社要重在文化积累，向读者提供高层次的精神食粮，还是决定购买《批评史》的版权，坚持要把《批评史》出全，社长致电杨自伍先生，约请他继续合作。
对于出版社要他独立翻译《批评史》，现在回过头来看，杨自伍觉得这个决定还是十分正确的:“我觉得译文出版社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不搞大兵团作战，一时图快把这部书搞出来。因为后来我才体会到，大兵团作战非常困难，因为前后参照的东西太多，如果分多人来翻译，那统稿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艰巨。 ”有趣的是，这个经历养成了杨自伍先生在翻译界独行侠的脾气。前不久另有一套剑桥的批评史著作，北京的出版方专程派人来沪，约请他主持并翻译其中一卷，他婉言谢绝了。一则是因为《批评史》的修订尚未竣工，另外，在杨先生看来，不同的文学气质、修养要共同翻译一部作品，不甚妥当，这与他追求完美的个性格格不入。他说， “多人合作的单部作品我很难参与，到现在为止，我主编的东西，由我一个人负责到底。就某个层面来说，治学方面有点个性未尝没有益处，不然被牵着鼻子走的话，可能会留下更多的遗憾。 ”
2006年把八卷本的《批评史》翻译完后，杨自伍先生又开始马不停蹄的修订工作，这一修订就是三年多的光阴。由于前四卷翻译得比较早，难免存在一些差错疏漏，而且在翻译后四卷的过程中，他的翻译理念也有所改变。修订幅度可谓惊人，几乎都是逐字逐句地处理，纠正谬误和完善译文，这样原本可以翻译更多作品的杨自伍先生，把时间和精力再一次奉献给了完善这部译著上。这仍然出自强烈的文化责任的驱动，杨自伍先生说:“至少我想证明，在我这个年龄段从事文学和学术翻译这项工作的人，在回顾前辈翻译家的教诲培养时，还是有所薪传，这或多或少可以继续影响到下一代。 ”
杨自伍的执着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给责任编辑张建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建平说，每每都快到了付型的阶段，杨自伍还会把校样拿回去，再抽读一遍，结果自然又有改动，而张建平就又得向校对科的同事们打招呼，赔不是。有时候难免会向杨自伍抱怨几句，而他则总是诚恳道歉，回头依然故我……当然，长期的合作，也让张建平和杨自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杨自伍的理解也更深了。
与古典音乐为伴，期待完成一部经典作品的翻译
对于人生多少年华投入翻译事业、鲜有余暇的杨自伍先生来说，听古典音乐是最大的爱好。他回忆道:“我和方平先生有很好的私交，他住在太原路的时候，我们常常面对夕阳，默然良久，完全沉浸于古典音乐之中。 ”
杨自伍先生平时听得比较多的是舒伯特、门德尔松、莫扎特等浪漫派的作品。尤其是贝多芬的作品， “乐圣”的《命运交响曲》他经常听。音乐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说:“古典音乐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从现代音乐中能听出人的异化。古典音乐能让人少一点人格的分裂、异化，追求比较和谐的内在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