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陈昭瑛丨人作为“类的存有”：荀子人文精神重探( 七 ) |荀子|陈昭瑛|荀子之|孟子|礼乐

「类的存有」（species being, Gattungswesen）和「类的生活」（species life, Gattungsleben）对《巴黎手稿》和我们现在的讨论是关键性的，这些概念来自费尔巴哈（Feuerbach, 1804-1872）。人作为类的类意识、类生活可以说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Das Wesen des Christentums）一书中最核心的概念，费尔巴哈指出人不只意识自身是一个个体；他还意识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费尔巴哈因而主张人的这种自觉为「类」（species）的能力便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巧妙地将这些概念移植到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之后卢卡契（Georg Lukács, 1885-1971）又将「类的存有」转化为「社会存有」， [63]以加深这个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对费尔巴哈而言，人只有在能够掌握自己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自己与同类的其它成员之间的统一，人的本性才能充分的实现。当时摩根（L. H.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的出版带动一个新学科「人类学」，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因此称呼他们在哲学脉络中提出的「人作为类的存有」的新思维是「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费尔巴哈是从对基督教的批判出发的。他认为宗教 (指基督教)是人对自己本质之无限性的意识。 [64]信仰是人对自己之神性的信仰。 [65]上帝并非真实的客观的超越的存在者，上帝其实是人的完善性的化身、人格化。他说:「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66]费尔巴哈认为上帝就如康德所说是人格化了的道德律。 [67]「上帝是人自己的良心」。 [68]「上帝对我的爱，不外就是我自己的被神化了的自爱。」[69]费尔巴哈认为基督教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基督教缺乏类的意识， [70]只着眼于个体。 [71]个体独对上帝，上帝是超绝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这一对一的关系远比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来得重要。人作为类的存有具有自然的起源，但基督教否定人的自然起源，圣子的诞生是通过非自然的方式，复活的奇迹也是对自然律的否定。自然是被造物，当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自然或世界是被造出来的，是命令的产物。」[72]因此基督教没有真正的宇宙论，对自然、世界、宇宙缺乏美学的直观。费尔巴哈指出当泛神论者赞美自然之美，每个世代的基督徒则都宣说世界的没落。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的自然属性，也就无法从类的概念来掌握人的本质。
如果说在费尔巴哈思想中与类生活相对立的是基督教的个体，则在马克思中与类生活相对立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马克思不满费尔巴哈等黑格尔后学将一切思想化为宗教的、神学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青年黑格尔学派则批判一切，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73]不仅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观念和意识都被归入宗教和神学，「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一般人” ，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74]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宗教化，未能触及生产生活中的人，亦即实践中的人。他批判道：「费尔巴哈没有看到， ”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75]他认为费尔巴哈的「类」也是有缺陷的，他说：「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 ，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76]因此马克思认为对人作为「类」的理解必须再推进一步，到达「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77]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根据宗教来区别人和动物（即人有宗教，动物无宗教）是不够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78] 。在《巴黎手稿》，马克思更是一再强调人的生产生活就是类的生活。这种以「类」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形成一种社群（community）的理想，男人和女人能够在其中自由地实现他们的潜能，并且与其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马克思主义称这样一个在其中自我得以实现的社会为「无阶级社会」（classless society）。当代新儒家误以为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描述性概念（descriptive concept）和规范性概念（normal concept, prescriptive concept）有所混淆。事实上，阶级斗争是描述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用来描述人类的历史发展。而他的规范性概念是无阶级社会。从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主动的、互惠的、互相转化的关系来界定人性，这一定义与荀子定位人为参与在天地人三合一之中的类，实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