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陈昭瑛丨人作为“类的存有”：荀子人文精神重探( 六 ) |荀子|陈昭瑛|荀子之|孟子|礼乐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天论〉)
天地生之，圣人成之。（〈富国〉）
很明显的，「参」的内在精神是分配、分担与分享。天、地、人三者作为三个有机的部分都各自准备好通过自己的工作，共同努力以完成伟大的任务──参，这是宇宙万物的生养化育。天地人构成的参是内在相互连结的整体，「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正说明天地人的分工合作。
对荀子而言，参不只是存有学的概念，也是诗性的类比。在强调先王之道的重要时，他说：「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劝学〉）这是将天地人运用为类比，由于是诗性的，所以天、地是为了烘托人。在论君子之学，荀子亦言：「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劝学〉）在此天、地也是烘托人的。在赞扬礼乐的重要时，他也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天论〉）天、地、物都是烘托人的。但不论是高山深谿或天之光、地之明，自然之开阔高深与光明的意象既然可以用来烘托人的高尚，就意味着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又如「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礼论〉），这一段则是以天地日月起兴，终言礼节之合宜。而君子的音乐则是「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乐论〉）乐器亦然：「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乐论〉）君子的音乐志在模倣天地、日月、四时、星辰与万物，这里透露先王制乐得自宇宙的启迪，〈乐记〉中「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这些围绕着「参」（天地人）的形象思维、诗性类比暗示着荀子对天、地、人的合一怀有存有论的信念，天地人固然各有职分，但可以合作无间。人参天地正显现一种宇宙大生命的有机整体。天与人在宇宙化育工作中的分配、分担与分享，强烈而明显的指向双方的和谐而不是分离。和谐并不意味着无差异的同一，而是多样的统一。若将和谐中的差异视为分离，就很难触及荀子「人参天地」的核心。
四、人作为「类」的存有（Species Being）：与青年马克思的对话
弗洛姆（Erich Fromm）在巴托摩（T. B. Bottomore）译的英文版的马克思早年著作的序言中一开始即感叹道：「极少作者像马克思这样面临如此被误解、被扭曲的命运。也极少作者像马克思被引用得这么多却被读得这么少。」[58]这段话或许也适用于荀子。本文提出的尝试性的比较，与共产中国建立后对荀子评价的提升毫无关系。从来出自两个不同文明的两个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是正常且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来自不同文明的两个学派之间出现惊人的相似性，对于尝试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则不免是一项惊喜。
马克思在西方世界的复兴是上个世纪西方思想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马克思的《1844年巴黎手稿》（The Paris Manuscripts of 1844）（又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披露是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手稿在1932年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问世。这些手稿的出版改变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亦即从政治经济学转向哲学，尤其是美学。英国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为这个新的转向担忧， [59]而巴托摩则对早年手稿的道德法则─人文主义乐观其成。 [60]这个人文主义的新方向在1950-60年代达到高潮。反对的声浪也未尝停歇。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在1965年的文章〈今天，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已经提到议程〉， [61]认为这已是一个燃眉之急的议题。阿图塞在他的原创性的著作《保卫马克思》（For Marx）一书中表现强烈的反人文主义的立场。对阿图塞而言，人文主义路线中所谓青年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之间的连续性是不存在的，不能反映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真正发展。他强调马克思是有意识的断然的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唯心论人文主义决裂的，他主张马克思早年著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意识与《资本论》中的科学性的问题意识之间有根本的差异。他称之为「知识论的断裂」（the epistemological break）。 [62]不过，依我的浅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主义」（Marxist Humanism）的持续升高的兴致反映着西方世界复杂的心情。思考这种人文主义兴起的原因，答案也许在于热衷于此的学者是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共产国家的反人性化拯救出来，或在非人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自由主义的积极精神的再生。这个新动向再次擦亮一些老旧的古典议题：如人性是什么？人类的本质为何？同时开启了儒家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人文主义对话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