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谈｜杨典《恶魔师》：窥探虚构极限的冒险( 六 ) |杨典|写作|作家

杨典：我是写诗出身，诗歌是高度凝练的，因此写作风格的形成与这一写作本能不无关系。
采访人员：现在读很多诗都没有这种感觉。
杨典：有一部分人用常态的、放置在普通生活中并无违和的语言取代了诗高度凝练的属性，认为如此更接近人性。
不管日常生活中口语怎么变化，汉语书面语的语言方式实际上变化并不大。我们在数百年后读的四书五经与数百年前是同样的，并且人们依然能够理解其意义。与之相对地，我们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几乎日新月异，经过无数的演变早已今时不同往日，莫说更久远，即便是民国人听如今的白话，也很可能不懂。古人认为写作必须学习书面语言就是这个道理，炼字是关系写作根本的事。现在平常生活中怎么说话基本上就会怎么写，也许有人会说我保守，但我始终认为太口水无异于抛弃汉语的优势。
采访人员：你的绘画给人以飘逸洒脱的观感，由绘画推及写作，在你的小说中也能见到类似的气质。
杨典：我写小说受到中国艺术的影响，比如中国画，主要看笔墨的气质、气息、态度、场，用玄一点的说法来讲，就是看一个“态” ，骨子里的态，而非表象。
采访人员：汉语的美学在于“似曾明言，镜鉴明言，却又羞于明言” 。琴有琴音，画有画迹，他们实质上与写作并无决然的分别，都是某种形式的诉说，在你看来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美学上的相互关联和滋养？
杨典：它们本质上是一回事，只是表达方式不同。我是一柄“三叉戟” ，这跟个人经历有关，从小学音乐，然后又画画，再写东西，后来野心大得哪一个都不想放下，就变成了一个人同时抓三只兔子，尽管“一只都没抓着，高不成低不就”倒也乐在其中。做事首先要树立野心，像我这么大野心的人不多，现在90后的孩子不都讲“躺平”了嘛。其实某种意义上我早就躺平了。
采访人员：野心和躺平能同时存在吗？新一代人的写作和上一代人面临的不同是什么？
杨典：我这个躺平是带引号的，反叛意义上的躺平，说到底还是野心。但我的野心仅限于在文艺上，关于“自己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做成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接受了英雄主义教育，波德莱尔说， “颓废是英雄主义最后的闪光” ，而现在流行说法中的“躺平”恐怕就是什么都不争取的纯颓废，少了英雄主义最后的闪光。
我认为在“第一推动”这个问题上， 80年代的作家付出了努力，虽然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和缺陷，但那是技术上的，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采访人员：至少劲头是有的。
杨典：对，劲头有，只是他们当时做不到。现在如果具备了技术也不去做的话就是问题了。当然，这不仅是中国文学或者哪一代人面对的问题。
“只讲述故事，没有进入观念，不是我要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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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慢抄》书影
采访人员：自《山海经》伊始，至《搜神记》《聊斋》等，古人有书写神鬼怪的传统，这似乎也是一种充斥着诡异色彩的浪漫，你认为是什么消解了今人“浪漫的空间”？
杨典：尽管最近没有写，但我对志怪的概念比前两年更清晰了。我写志怪主要在2016年到2017年，《懒慢抄》那个阶段，后来也补了一些。《懒慢抄》是一部笔记体小说。中国传统笔记体小说实际上从六朝志怪开始一直到晚清，绵延将近两千年，因为白话文普及它断了，这让我觉得很可惜，于是把它捡起来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