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李天纲：徐光启如何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丨讲座实录(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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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光启纪念馆内徐光启手迹集字碑文《刻〈幾何原本〉序》
1600年以来，在上海发生的很多有意思的事情都和徐光启有关。南京、北京也是徐光启待过的城市，但许多他留在帝都的痕迹都被抹掉了。在上海，400年里，他有家族传承、信仰社群扩展，还有书院兴替、书籍刊刻、学派讲习，徐光启的精神一直没有远离这座城市，反而得到发扬光大。徐光启的事情，当时并不被认为重要。比如他和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翻译了《灵言蠡勺》，黄宗羲这样博学的人都读过，其他没有人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有些400年前的大人物，早就作古；徐光启不同，他越来越现代，好像就是昨天刚刚离去。
按徐光启的思路看，近代史就不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历史，而是中西交流、中西会通的历史，是中国和西方相互学习的历史。徐光启跟利玛窦两个人翻译的《几何原本》，在当时一点都不重要，但现在“几何”就伴随着每个人的学生时代。“几何”这个词的发明权或商标权，一定是徐光启的。所以，历史不远，就在身边。“历史活着”，一段历史、一种理论、一些原理，一些教训，都不是空洞的，它们在生活中充满了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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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全集》，[明]徐光启撰，朱维铮、李天纲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
徐光启与中西文化交流
徐光启有三个身份很重要。
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1633年，徐光启去世。在去世之前，他在做中国的头等大事——拯救大明，崇祯皇帝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徐光启承诺拿出一部好的历法，把天下乱象搞定。危亡时刻，中国人对天地特别崇拜和敬畏：从皇帝、士大夫到老百姓都认为，把皇历编好了，天象说准了，历法准确了，天下就会慢慢地太平。人与天要相配，君不配德，德不配位，天下就大乱。此外，徐光启还承诺能抵挡满清入侵，他以文官身份挺身练兵，法宝就是从澳门引进“红衣大炮”。他确实是能救大明王朝的，但在1633年去世后，明朝就没得救了。这个判断并非臆测，这是多尔衮说的。多尔衮入关后，读到了《徐氏庖言》，说如果徐光启还活着，如果崇祯皇帝完全信任徐光启，哪里还能让我们入关呢？徐光启的杰出政治家地位，在晚明当属第一人。
其次，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他翻译了《几何原本》，还编写《农政全书》，主持编纂《崇祯历书》。但是，翻译事业的另一半是外国人利玛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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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中国服装的传教士利玛窦（左）与徐光启。
徐光启的另一个身份，即天主教徒。所以，徐光启有政治家、科学家、宗教家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是不能割裂的整体。2003年徐光启墓被修复，恢复了1903年的样子（徐光启入葬是在1644年），十字架被竖起来了。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有一封匿名信，问徐光启是科学家，怎么会相信迷信？这就是割裂了他的三种身份。正是三重身份的合力，令徐光启高大起来。徐光启后来升迁顺利，主要是他的复合身份所产生的独特能力，无人可及。他位列次辅，还是文渊阁大学士。
徐光启的伟大也在于细小。最近我在编《马相伯全集》，重读了《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一百多年前，马相伯在北京西山遇见和徐光启相关的遗迹，触景议事。中华民国元年，马相伯做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那一年废旧历用公历，改1月1日为元旦，全国第一次新年放假。马相伯到香山旅游，去看英敛之。英敛之也是天主教教徒，两人在香山参与创建了辅仁大学。那天，北京公使团的法国公使，以及耶稣会的几位教授、神父在一起讲学。马相伯就说，你知道吗？徐光启当年修历，通过罗马灵采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和法国蒙彼利厄大学（Université deMontpellier），把中国的资料送到欧洲去。欧洲人拿到这些资料后非常兴奋，做了最新的研究，帮助徐光启、汤若望完成了《崇祯新历》。马相伯是想说，这部历法不是简单翻译欧洲《儒略历》，而是欧洲、北京、江南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非师西洋陈说，乃利用性发明”，和今天的国际合作研究一样。中国的经纬度、动植物、山川、地理、人文、历史，还有“四书五经”中的伦理、政治和法律，欧洲人是加以吸收了。反观中国方面，徐光启之后却没有人好好做，因而就落后了。罗马灵采学院院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来中国，主要工作是收集和研究中国知识，写了很多书送回欧洲，在中国传播“西学”还是其次。邓玉函是伽利略的同事、好友，同是灵采学院院士。相比欧洲科学家的热情，明清士大夫对科学的冷漠是多么可怕，徐光启的学术焦虑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