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李天纲：徐光启如何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丨讲座实录(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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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与利玛窦
马相伯说，300年前科学史上中欧“合作研究”案例的发现，是上海震旦大学法国教授裴化行（P. H. Bernard）考证的。马相伯把这个结论告诉了大家，《崇祯新历》中徐光启最有名的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一下子就落实了，我们仿佛看到当年巴黎、罗马、江南学者在一起翻译、会通的局面，编出来一部最新历法。翻译、会通、超胜，这是文化交往的一条金律。徐光启是说，中西方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会得出一种更新的知识。“超胜”是双赢，是人类的胜利，而不是某些阴暗角落里藏着的人，单家赢。
马相伯在西山还讲了第二个故事，更有意思。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桑志华（P. Licent）神父曾经告诉马相伯，他在北京西山找到了当年邓玉函发现的欧洲没有的四种重要植物。马相伯这次到西山，果然在英敛之的“静宜园”里又发现了这些植物。邓玉函的拉丁文著作，研究了中国的自然、生物、人种、历史、语言、宗教、文化。那时，欧洲的“文艺复兴”研究所有的东西，“文艺复兴人”就是the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达·芬奇、邓玉函、基歇尔是“文艺复兴人”，徐光启也可以算一个，竺可桢先生称徐光启是“中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却一直没有搞起来。1933年，胡适之在芝加哥大学说他们搞“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差得太远。我们今天还在呼吁“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徐光启离我们那么近的一个原因。徐光启讲的话、做的事，和现代人关切的问题完全一致，不像一个400年前的古人。徐光启能够亲近我们，是因为他有很多鲜活的东西；甚至可以这样说，徐光启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人。
这是《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里说的故事。马相伯说：“邓玉函等曩在北京西山所发现四种药草！伊近亦于静宜园中得之。”2019年，我碰巧路过灵采学院，就在罗马梵蒂冈的台伯河对岸。这些学术机构都是依附梵蒂冈罗马教会，曾经的宗座科学院灵采学院，今天也是意大利的最高学府。400多年前的贝拉明、伽利略、邓玉函，还有利玛窦等人，聚在这里研究《几何原本》，会商科学、神学难题，也包括来自遥远中国的那些事情。徐光启是向往罗马的，根据西文资料的记载，他到过澳门，还和葡萄牙国王、红衣大主教贝拉明通信。他们不单单谈科学，还谈宗教，谈军事。徐光启和贝拉明红衣大主教写信，请求他帮助中国天主教会。贝拉明生前是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死后被封为圣徒，圣骸放在罗马罗耀拉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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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函（拉丁文）
邓玉函和伽利略是莫逆之交，两人都是灵采学院的院士。1619年，邓玉函还把伽利略的望远镜带进了中国，所以我们断定徐光启在钦天监使用过天文望远镜。伽利略是在1609年用望远镜观察月球，教宗劝他不要做，他拼命要证明上面没有天使。后来宗教裁判所追究他，当时本来有一位朋友可以出来求情，向大法官贝拉明解释，这就是邓玉函，但他人在中国，没法出力。
清初康熙年间，还有一个与董其昌齐名的常熟画家吴历（吴渔山），他的画在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都是最高级别的。吴历在他夫人死了以后，学拉丁文，和徐光启一样到了澳门，还准备去罗马。他回到江南后，住在嘉定娄塘镇的天主教堂。他去世后，葬在上海南市的南墓。我们在巴黎耶稣会档案馆找到了吴历的墓碑拓片，大画家吴历还是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