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许纪霖｜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七 ) |陈独秀|鲁迅|吴宓|李大钊|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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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
吴宓的国学根底不硬，每次聆听陈寅恪高论，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日记中说：“宓中国学问，毫无根底，虽自幼孜孜，仍不免浪掷光阴。 ……今之鄙陋，不登于大雅之堂，仅普通学生之程度尚安敢以文学为专业号于人哉!”梅光迪也承认自己的中文不如英文，他的朋友评论说：“他的中文从古文入手，古文的家法，他也不尽守，而他所写的文章的内容，又多半是现代的材料” 。中国的古典传统虽然无法以知识的形态存在于他们的理性之中，却是以情感的方式沉淀在于他们的心灵深处。梅光迪在《人文主义与现代中国》一文中写道：“现代中国人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并维护它的声誉；……它也可能会被中国的某些革命者讽刺为‘中世纪和封建主义的残余物’；可是，对以它的名义发起一场运动的人来说，它应该是一种信仰，一种包含了宗教中所有的痴迷和悲怆的信仰” 。对于学衡派知识人来说，传统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信念，甚至于信仰。他们以一种虔诚的痴迷和悲怆的精神，立志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1927年王国维的投湖自尽，成为学衡派寄托情怀的象征性事件。王国维的死因，传说纷纭，有殉清之说，有恐惧北伐军之说，有罗振玉逼债之说，但作为他的同事与同道，陈寅恪与吴宓相信，王国维殉的是中国文化。吴宓在日记中分析说：“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 。陈寅恪的看法更为深切：“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之时。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的挽词沉重而深切，名为追悼王国维，实为夫子自道，吐露一己之情怀。吴宓也在日记里暗自宣誓，当为观堂先生之后：“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感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 。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之人，他们为文化而生，亦愿为文化而死，而为此殉身的王国维，成为了他们的情怀所寄的精神象征。
三、理学知识人 VS文人知识人
学衡派知识人的精神世界渊源于何处？陈寅恪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三》中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其精神脉络来自于清末的曾国藩、张之洞。
之前我对晚清变革派士大夫的研究，分析过官僚士大夫(曾国藩、张之洞)和文人士大夫(康有为、梁启超)两条不同的脉络。前者是体制里面的温和变革派，其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引入西方的器械、工艺和法政，作为其用，但儒家的圣人之道作为中华文明之体，决不容动摇。文人士大夫是体制边缘的激进变革派，不仅在制度层面追求全变、速变，而且要在儒学内部发起一场马丁·路德式的新教革命，重新塑造儒教的精神。这两条精神脉络，到了民国初年，有各自清晰的代际传承：陈独秀、胡适等启蒙派知识人继承的是晚清的文人士大夫传统，从激进的政治变革转向了更激进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而学衡派知识人则是隔代传承，处于曾国藩、张之洞那一代温和变革的延长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