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周旻：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八 ) |周旻|译者|哈葛德|林纾|红星佚

或可用“必非”二字概括《论文章之意义》一文的态度，周作人通过反复否定和反复说理，对“纯粹文章”进行了提纯。在这点上，他更早期翻译序言中的表述就复杂得多，时常夹杂着时人对小说的流行想法，如《孤儿记》（1906）“凡例”其一有言， “小说之关系于社会者最大” 。但就着他自己的小说品味和判断，处处着眼于世道人心的现世意图，实不足以构成“文章之意义” 。在《孤儿记》的同一条“凡例”中，周作人便立即补充了一句：“是记之作，有益于人心与否，所不敢知，而无有损害，则断可以自信。 ”[68]可见他对小说与社会必有关联这个看法并不坚定。
在小说意在改良思想还是引人入胜这个问题上，周作人1906年前的态度是模糊的，或者说至少他曾倚仗于晚清译界风尚中的那种“为我所用”的翻译宗旨。《女猎人》（1905）的《约言》谈到译书缘由时，周作人给出的理由是， “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69] ，并期望这种理想有朝一日， “吾姐妹”能有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扬而光大之” ，精神与体魄都达到健全，以完成从无名之女猎人到有名之女军人的使命。这种译书目的之表达，是为了呼应《女子世界》杂志宣扬“女军人、女侠客、女文学士”[70]的立刊根本，使自己的翻译与杂志的整体氛围相融合。而在译文结尾的一段自撰文字中，周作人笔锋一转，说《女猎人》“不过寓言耳”[71] ，隐晦地点出小说文体的虚构性。这样的表达也同样出现在周作人为《造人术》（1906）所撰《跋语》中：“《造人术》，幻想之寓言也。索子译《造人术》，无聊之极思也。 ”[72]比之《女猎人》，《造人术》从内容上更可称为“天方夜谭” ，人造人的主题脱离了现实世界，近乎一种科幻小说。从《跋语》中不难体会到，对于将虚构之言的小说作为救世文章乃至教授新理的工具这样一种普遍观念，当时的周作人是摇摆不定、不置可否的。
从周作人几种早期译作的序言反观《红星佚史》，不难发现， “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一句，的确呈现出了一种对文学认识态度上的转变。虽说《红星佚史》被周作人描述为一本模拟林译的翻译作品，形式也采用了文言进行翻译，尚未达到日后直译的面貌；但它背后的文学观念，已经与林纾乃至晚清的文坛分道扬镳。
原载《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5年第2期
感谢周旻博士赐稿！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序》，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馀光》，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第585页。
[2] 周作人：《我的复古经验》，《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96页。
[3] 鲁迅：《序言》，止庵、王世家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13页。
[4] 鲁迅1902年离开南京前往日本留学。据周作人1902年4月9日日记，他第一次收到鲁迅从日本寄来的信，发信时间是2月26日，此时鲁迅初到横滨。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郑州：大象出版社， 1996年，第332页。
[5] 周作人：《我学国文的经验》，《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259页。
[6] 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周作人自编文集·鲁迅的青年时代》，第74页。
[7] 周作人：《往日本去》，《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文具图书公司， 1980年，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