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周旻：从《红星佚史》看周作人早期翻译与林纾的离合( 七 ) |周旻|译者|哈葛德|林纾|红星佚

《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世论文之失》文如其题地分作三个部分，即文章之意义、使命（mission）和作者对近世论文的批评。根据周作人日后自述，则分为上下两部， “上部杂抄文学概论的文章，凑成一篇，下半是根据新说，来批评那时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的。 ”[62]这里所说的“文学概论” ，已有日本学者考察出很可能指的就是1906年太田善男编写的《文学概论》[63] 。太田此书多是杂译西方的近世文论，挪移了西方文学系统的框架，分为两编：上编“文学总论” ，介绍文学的意义与组成质素；下编“文学各论” ，以诗为纯文学，与“杂文学”对举。
《红星佚史》序言所讨论的主要是这篇论文的前两个部分。周作人首先亮明民族国家之存在所需倚傍的两大要素，一是质体，一是精神；然后引出国民精神的问题，即“国魂”、“种力” ，认为质体上的亡国并没有民族精神的丧失来得严重，是以“质虽亡就，神能再造” ，反之则不可，并证以古代埃及和希腊的亡国历史，说明只要不磨灭文化艺术上的民族性，国即非真亡。简述完精神之力对民族国家的真正作用后，他又将文章作为精神外曜的物质形态之一，作了集中讨论：
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吾国昔称诗言志。（古时纯粹文章，殆惟诗歌，此外皆悬疑问耳。）夫志者，心之所希，根于至情，自然而流露，不可或遏，人间之天籁也。 [64]
中间省略的部分是周作人选取英人与德人对文章与国民关系的论述。这段文字是围绕着“纯粹文章”这个概念展开的， “文章”在此指文学，构成纯粹文学的元素在于言志、心声、至情、自然，最早的源头在先民的创造，故中国的纯粹文学起源于诗。对于这个概念，周作人在较早写作的《文章之力》中也有类似表述：“吾窃以为，欲作民气，反莫若文章。盖文章为物，务移人情”[65] 。他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文章渐渐丧失其纯粹性，大多成了“趋时崇实”的应制之作，等而下之则“溺于利功” ，在这种大势之下，独抒个性的文章愈见凋敝。中国文章的趋势与欧西各国“竞言维新”的风气互相作用，间接地摧残着国民精神。这种看法在当时的文坛，背离了大众对以时新文体输入西学新知的普遍看法。《红星佚史》序中“说部曼衍自诗”背后所发动的，正是这样一种古已有之的文章之道，与“复古”形成对比的则是现实文学的虚与伪。周作人认为，纯粹文章与精神都需要纠偏，因此他提出借镜于泰西的“新生之法” 。而他理想的文学状态可能接近鲁迅《摩罗诗力说》中所言“实利离尽，究理弗存”[66] ，在这一点上，《红星佚史》序言与《论文章之意义》一文共享了纯粹文章概念，即“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67] 。
在列举泰西各家对“文章意义”的诸多论述后，周作人举出三处值得商榷的缺点，意在引出美人宏德（Hunter）的说法：“文章者，人生思想之形现，出自意象、感情、风味（Taste），笔为文书，脱离学术，遍及都凡，皆得领解（Intelligible），又生兴趣（Interesting）者也。 ”并对四义——文章必形之楮墨、文章必非学术、文章乃人生思想之形现、文章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展开了讨论。其中第二义“文章者，必非学术者也” ，认为“表扬真美”的意义内涵维系的正是“文”这一字的纯粹性，细化了《红星佚史》序言中关于学与文部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