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古丨邓小南：宋人对于意境的追求 |苏轼|绘画|宋人|邓小南|台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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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对于意境的追求
风雅美学的一个侧面
文 /邓小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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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兼备
陶晋生先生在其《宋辽金元史新编》中，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
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雅与俗的口味。就政治和军事方面而言，尊王攘夷是理想，士人政治和对辽金妥协则是现实；就思想而言，理学家对儒家思想的阐释是理想，改革家则企图将理想付诸实践（偏被理学家反对）；就文学艺术而言，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
陶先生是从不同方面来论证的，我们今天不去讨论政治、军事，仅仅聚焦于宋人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曾敏行《独醒杂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 ”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 ”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
这个小故事，让我们感觉到当时人对于“雅”“俗”的敏感。不过，总体上看，在宋代趋于平民化的大环境之下， “雅俗兼备”、精致与俚俗互通，成为时代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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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道宁《渔父图》（局部）
绢本水墨，北宋， 48.9 cm × 209.6 cm
现藏于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美术馆
文化方面兼通雅俗的风格，应该是受到中唐以来禅宗潜移默化的影响。禅宗强调持平常心，注重“当下” ，强调佛法在世间，具有渗透性、普适性，所谓砍柴、担水无非是道。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实际上和禅宗的影响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正是在和佛教学说、道教学说相互碰撞、相互冲突，一方面相互排斥另一方面又相互吸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新儒学才真正成长起来。
我们看到像《景德传灯录》这样的佛学著述会说：
解道者，行住坐卧无非是道；悟法者，纵横自在无非是法。
北宋的理学家二程则说：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
当时这些人物从理念上觉得天地之间“无非是道” ，行、住、坐、卧，纵横自在都是道，万事万物皆有理。这也像《宋史?道学传》里说的，天地之间、“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 。这个“道”是渗透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日用而不知”的。也就是说，新儒学的影响渗透到方方面面，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日常的游从方式和他们心目中的理念是交互融通的。
这些意识渗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之中。正如扬之水先生所说，在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形象愈益鲜明，容愈益丰富而具体。 “宋人从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在当时， “风雅处处是平常” ，生活俗事、民间俗语，都可能有其雅致趣味，都可以入画入诗。苏轼说：“诗须要有为而后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黄庭坚也称：“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