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得流油|刘先银逻辑解析《道德经》：“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24) 袁世凯|富得流油|袁克文|思想

海德格尔引用过《道德经》的三封书信是：1947年10月9日致萧师毅(Paul Shih-yi Hsiao)的信，其中海德格尔提供了他自己对《道德经》第15章中两行诗句的改译；1965年5月29日致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 的信，其中引用了第47章全文；1965年8月6日致安德娅·凡·哈堡(Andrea von Harbou) 的信，其中引用了第15章，这份材料是笔者在德国马伯赫海德格尔档案馆作调研时从海德格尔手稿中发现的。此外，在1973年致艾尔哈特·凯斯特纳(Erhart K?stner) 的信中，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第15章中他曾两度引用过的同样两行诗句作了一点评论，不过没有引用其德文译文。
以上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海德格尔征引《道德经》的所有相关资料。本文将联系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基本前提与导向、国际学界《道德经》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海德格尔本人所参考的四个德文译本，来对这些资料加以情景化的深入剖析。首先，笔者对国际《道德经》研究作一概览。
1.国际《道德经》研究概观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上认为《道德经》的作者为老子，它通常也被称为《老子》。陈荣捷 (Chan Wing-tsit) 及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 等学者曾置疑它的作者是否可以仅仅归于老子这样一位传奇式的人物[2] 。在本文中，笔者借用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术语，把老子视为《道德经》的“隐含作者” ，即，我们暂时不去研究老子的真实身份以及《道德经》是独著还是由集体的写作与编纂而成就，我们把“老子”视为在这些诗句在场的“作者” ，不管是一位还是若干位。《道德经》最为常见的版本是王弼本与河上公本，王弼本文字典雅，多为文人所用，是西文翻译通常参阅的版本；河上公本文字通达，多在民间流行。 1973年马王堆两种帛书本及1993年郭店楚简本出土之后，大量新的注解与阐释涌现出来。
目前，《道德经》在国际上是译本数量最多的亚洲经典。它最早的西文翻译是十八世纪耶稣会赴华传教士的拉丁文译本，于1788年被呈奉给英国皇家学会。耶稣会传教士翻译《道德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那最为神圣的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的神之秘密在古代即为中华民族所知晓”[3] 。除了传教士之外，对《道德经》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在比较宗教学或是东方研究机构进行。海德格尔曾参阅过的《道德经》德文版中就有两部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例如，卫理贤把道译为“意义” (Sinn) ，暗指常被翻译为“意义”的圣约翰福音书开篇的“逻各斯”[4] ，而冯·斯特劳斯则认为，道不应当被译为道路，言，或者理性，而应译为神 (Gott)[5] 。
在二十世纪，学者们开始摆脱对《道德经》的神学式阐释框架。卫斯理的译本《道及其威力》于1934年出版之后，这部经典开始被视为生活之道的体现与教诲[6] 。陈文捷在其译本《老子之道》中说， “这部书的主题是如何生活，包括伦理、政治与外交” ，它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德性 (virtue)” [7] 。近三、四十年来，阐释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及女性主义哲学等种种哲学流派的影响渗透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之中。在《古代中国的语言与逻辑》与《中国思想的一种道家式哲学阐释》两部书中，陈汉生描述了一种他认为塑造了古代中国人推理方式的语言理论并试图以此揭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质[8] 。他认为，先秦大多数思想流派的目的在于寻求某种稳定的话语形式，与这种潮流相逆，《道德经》认为不可能找到单一的稳定的话语形式，人们只能谈论多种多样的影响了我们行为的道。陈汉生写道， “道家即是一个关于道的道；它道说着道说，规范着规范。它是关于各种各样的道的一系列理论”[9] 。道这个词语指的是为行为提供可靠指南的话语形式，它不只是单数形式，我们可以说“一种道”(a dao) ，也可以说“任何道，某些道或所有的道”(any dao, some daos or daos)[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