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我读︱考亭有知音，转精集大成——《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述评( 六 ) 文集|朱子|朱熹|考亭|评注|思想

除了上述其部分附录，书后还有一部分重要内容，这就是整理者编纂的《篇目索引》。卷帙繁多的朱熹文集，都有哪些篇目，这些篇目都在哪一册哪一页，篇目索引会回答。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整理者的目录学意识。国外的学术著作，大多附有索引，而国内学者，这方面的意识尚需加强。固然在大数据时代，许多索引已经失去了很大的意义，但阅读纸本，倘附有索引，还是会方便不少。
三、尽善尽美的期待
新整理本的六大特色，已如上述。如果从尽善尽美的标准审视，尚有微瑕，略加置喙。
一部古籍的整理者，是对该古籍最为熟悉者之一，就该古籍来说，堪称专家。因此，应当对读者负有导读之责。这一导读便是整理者置于书前的前言或整理说明。作为古籍的附加物，尽管通过校勘记，整理者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全部而集中的综合的表达，就是书前的这篇文字了。七级造塔，这是最后一篑。这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自然也拥有这一部分。不过，过于简短。读后觉得有一种未能将撰者的研究心得充分表达出来的缺憾。此外，对于朱熹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撰者仅蹈袭旧说，以唯物、唯心来衡量，亦嫌过于简单。
此外，从技术角度而论，古籍整理本在校勘记等处使用的整理者的语言文体，一般是与古籍风格相应的浅近文言文，本书基本也是遵循了这一惯例。不过，在诗词注释部分却大多使用了白话文。固然，这部分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部分，然而毕竟是同一部书，文体统一方不致产生违和感。
在校勘方面，异文两通，又无他校可证，一般多出异同校，而不主张改字。比如卷五《林间残雪时落锵然有声》中“忽复空枝堕残白，恍疑鸣璬落丛霄”一联，校记云：“白，原作雪，据宋闽、浙本改。 ”按， “忽复空枝堕残雪”可通。且从诗本身的表达来看，上句“雪”对下句“霄” ，名词对名词，可能比记作形容词“白”还更好一些。像这类异文，出一异同校，指出某本作某即可。多走一步，反而欠妥。
跟改字有关，校勘学上有一条铁则，即无版本依据绝对不改字。本书在个别处似未能恪守。比如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的一条校记为:“试，原作诚，据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一十六《张左司传》改。 ”所改固然为是，但却破坏了校勘原则。这种情况，似乎可以不改正文，而将校勘者的意见在校记中讲述。
对于本书所着力的编年，有些诗文、特别是书信的系年，未列既有研究是如何处理的。如果既有研究未加考证系年，亦似应加以说明。个别系年，尚似可商榷。比如卷三八《与周益公》，系于“绍熙五年四月” ，在编年栏对《书信编年》系于淳熙十六年进行了辨误，而据《年谱长编》系之年月，且引述有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六所载《新安吏部朱公乔年稿》相关跋语自署“绍熙五年二月” 。检《文忠集》此跋云：“公之子元晦为某言，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多储真迹。唯此纸有跨越古今，开阖宇宙之气。 ”这几句话正是对朱熹此通书信的引述。据此可知，此信作时当在周必大跋语自署的“绍熙五年二月”之前，而不当从《年谱长编》系于“绍熙五年四月” 。系年似当在任命周必大判隆兴军府的绍熙四年十月至书写题跋的绍熙五年二月之间，然这一时段又与朱熹信中所云“孟夏清和”有冲突。其中的错愕可能比较复杂。鉴此，以存疑的方式处理似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