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我读︱考亭有知音，转精集大成——《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述评( 四 ) 文集|朱子|朱熹|考亭|评注|思想

关于朱熹书信部分的系年，前面已经提到，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研究基础，那么，是不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作起来相对简单呢？具体观察之后，感到远非如此。对于已经有了系年结论的书信，整理者还要走一遍检证过程，是者从之，非者证误，语焉未详者补证。有时候，往往草创相对简单，因为是没有参照物的独一份，对既有研究结论的是非证误，则更需功力。
对此，聊以举例观之。正集卷二十六《与颜提举札子》，系于“淳熙六年冬” 。本文【编年】云：“据《书信编年》。卷二十二有《自劾不合致人戸逃移状》两篇，为此札作年确证，《书信编年》未举出。又《年谱长编》将以上四札前三篇置于淳熙六年六月，而此第四札不列六年之内，或见文云‘今秋多雨，晚田多旱’ ，故以为七年事耶？”这一编年考证，对以往研究，既有对系年未备者之补充，又有对不确者之指误，还有对致误原因的分析。
再看一例。卷四十《答何叔京》系于“淳熙初” 。本文【编年】云：“此篇与下篇当依淳熙本作《答王子合》。本篇言《复卦》‘见天地之心’说及心体之说，卷四十九《答王子合》二、五书皆言《复卦》，二、五、十二书皆言心体，故当一时先后所作。彼数书作于淳熙初，故此与下篇亦当作于同时。《书信编年》仍作《答何叔京》，置乾道三年、八年，不妥。 ”系年依据宋刊版本对致信对象作了发覆，并从文本内容与作于同时的书信加以比较，从而作出了正确的系年，同时还指正了既有研究沿袭版本之讹而形成的错误。这样的系年考证无疑极有裨益于朱熹行历、交游乃至思想的研究。
整理者对诗文系年，还留意利用了新发现的墓志石刻史料。例如，卷六〇《答朱朋孙》，系于“绍熙三年四年间” ，本文【编年】云：“据最近新发现的《程迥墓志铭》（中国江西网上饶频道2014年4月10日通讯员程子华报道），程迥卒于绍熙三年五月。书云：‘欲为沙随程丈立祠’ ，是在其卒后不久，盖三四年之间也。《书信编年》置于庆元元年，乃因迥卒年误断所致。 ”利用新发现的墓志，反映出整理者对学术动态的敏感关注，而对既有结论纠正的信而有征，也极大提升了朱熹诗文系年的准确度。
此外对系年的处理方式，也有值得赞许之处。现在，不少编年的新整理本都将原书编排打散，按考证出的系年重加排列。自然如此处理，将所有作品系于同一年之下，有读者便览的好处。不过改变了古籍原貌，看了总有些戚戚然。我们整理古籍一个目的是供研究之用，还有一个目的是让古籍保持原貌，流传下去，而不是要来制造一部“新籍”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朱熹文集新整理本处理的方式比较可取。即在维护文集原貌的基础上，将系年记于诗文题下。
第四，诗词解题注释。翻检新整理本，理学家朱熹的诗词作品出乎意外之多。其实，对于朱熹的诗词，一向有很高的评价，诸如“古体当推朱元晦”、“诗名终是朱文公”、“三百篇以来，一人而已”等等，只不过，道学过强的光芒遮蔽了朱熹的诗词成就。文集共收诗词七百六十二篇，一千二百一十八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除了这些耳熟能详、明白易晓的诗句，跟唐宋其他诗人一样，朱熹诗词不乏本事和用典。并且以广博的学识，贯穿儒释道，藉诗说理。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会有一些理解障碍。因此，整理者对集中全部诗词加以注解，以“解题”介绍创作背景，提纲挈领地概括全篇意旨；以“注释”疏通文意，点出本事、用典及阐释疑难词句。得“理趣”而祛“理障” ，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从诗词观朱子，更可以捕捉到朱熹的全息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