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我读︱考亭有知音，转精集大成——《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述评( 三 ) 文集|朱子|朱熹|考亭|评注|思想

比如，本集卷十四《行宫便殿奏札》中有“臣近者尝与漕臣何异备奏全州守臣韩邈所申乞减添差员数”一句，其中“漕臣” ，底本原作“漕司” 。整理者据宋闽刻、浙刻本做了改正。在宋代， “漕臣”与“漕司”这两种说法都有，但所指不同。 “漕臣”指担任一路转运使副或判官的官员， “漕司”则指转运使司官署。对于这种两通的异文，判断正误殊为不易。检《宋史》卷四〇一《何异传》，何异在光宗朝“外授湖南转运判官，偶摄帅事” ，与本文系年绍熙五年正相合。据此，当作“漕臣”为是。校记的正确判断，无疑是依据上述的这一考证，只不过出于简洁，没有写入校勘记而已。
此外，本书把校勘记放在每篇诗文之后，而未像通常的古籍整理本那样置于每卷之末，这也颇便读者。新整理本的参校众本，扫除了底本的衍、讹、脱、倒等在刊刻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大量错误，为读者奉献出一部朱熹文集的全新定本。
从全面整理的角度看，新整理本全标专名线，也是做了一项完整的整理工作。现在许多新整理古籍，不标专名线，实际上是一种避难就易的做法。标了专名线，等于是为全书做了简单的注释，何者为人名，何者为地名，何者为书名，一目了然。然而古人著书立说，用典很多，知有未逮，可能会出现误标、漏标之处。谁也不知全能的神仙，作为整理者应当知难而上，施以标线，尽量不误不漏，保证质量；而作为阅读者对于误标、漏标也无须苛责，善意指出，以待修订。
第三，篇目全面系年。历史在时空中运行。知人论世，一定要在特定的时空内进行。这就是对诗文系年的意义所在。关于朱熹文章的系年，迄今为止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如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等。不过，由这些书名所示可知，编年主要集中于朱熹的书信。对书信以外的大量诗文，尽管束景南的《朱熹年谱长编》有部分编年，但对朱熹全部诗文进行编年的，本书尚属首次。仅此一点，便堪称填补空白的创举。
跟上面列举的校勘记判断正误的考证过程一样，对于没有系年部分的诗文，需要深入到文本内容之中，根据诗文所透露的蛛丝马迹，结合朱熹彼时彼地的写作背景，有时还要参考前后诗文的系年线索，甚至还要广范围地撒网，参考大量相关文献，方可定谳。尽管诗文不同，难易有差，但几千篇诗文几乎都经历了这样的考证过程。这不光需要扎实而娴熟的考证功底，而且还是工作量巨大的铁杵磨针般坐冷板凳的功夫。如果考证失误，还会遭受指责。尽管费力不讨好，毫无疑问，这项作业基本解明了诗文的写作背景，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属功德无量。
对于完全未曾有过系年基础的文章，本书整理者会加以细致考证。略举一例。卷四《和亦乐园韵》一诗，题下系于“绍熙三年春” 。我们来看一下整理者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在此诗【编年】项目之下，作者这样写道：“周必大《文忠集》卷八、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九皆有《和马惟良少张亦乐园》诗，皆与此诗同韵，知为一时先后之作。必大诗下注‘壬子’ ，是为绍熙三年。诗云‘坐间花柳阴初合’ ，杨诗云‘刺桐花发梅花落，安得乘风去一观’ ，是为春天之景。 ”这一简短的考证，既有对相关文献的追寻，又有深入文本内容的探索。因此，系年结论令人信服。对于朱熹诗词系年，整理者拥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已经出版的专著中，专辟有《朱熹诗词编年考》一章。本书的这部分系年当是在此基础上的精细加工。